札记资料
  • 序:积腋成裘,蔚为大观

    作者:张曼菱

    我自1982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天津作协,成为专业作家,过着天马行空的文学创作生活。1998年夏秋之交,云南省委将我“人才引进”。回到故乡,我得以将“国立西南联大”这一淹没已久的历史题材立项,制作纪录片。从1999年始,我开始了对西南联大教师与学生的采访。在母校北大、导师与学友们的支持下,踏上一条漫长的求索之路。1999年在清华甲所,我采访来自台湾的西南联大校友姚秀彦。姚女士谈及西南联大一批名人学者如蒋梦麟、梅贻琦、吴大猷等在当年到达台湾后,对这块领土的开发和贡献,为台湾后来的经济腾飞奠下了物质的、人才的和机制的基础。由此我萌发了登岛拍片的愿望。在李维一同学的帮助下,2009年秋我到台湾拍摄。登上台湾的西南联大校友计有三百余,到我采访时,能找到的校友仅有九位,其中二位瘫痪。不胜唏嘘。这样,在1999年至2009年这10年间,我采访的联大人物计约二百多位。其中一百二十位是“一对一”单独采访;其余为集体采访和会议实录。这些“学人”中,包括朱光亚、王希季、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费孝通、王汉斌、任继愈、吴征镒等各界大师级人物。众多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哲学史家、艺术家、诗人们的谈话围绕着“西南联大”这个主题,展现出他们人生的追求历程和境界。时至今日,他们多已辞世,或已衰年,不能再做这样的谈话了。这些内容已经成为珍贵的绝版资料。在人物之外,还有一部分采访是对家属的。如对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访谈、对闻一多子女的访谈、对冯友兰女儿宗璞先生的访谈、对王力夫人夏蔚霞女士的访谈,对贺麟女儿贺美英女士的访谈,对赵元任三个女儿的访谈等等,精采纷呈,展示了当年时代人物的风貌。西南联大的学子们各具个性。采访时如果问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老人们立刻会因失望而冷漠,关上那座记忆之闸。我必须把握每个人在这段经历中那些重要的细节和故事,这是打开老人心与史的钥匙。为拍一部片子,采访是有提纲和时间限定的。但对方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希望倾诉平生襟怀。有的人讲完之后,驾鹤西去,无疾而终。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的出口,隐含一部民族的“生于忧患”的史,机不可失,于是我尽可能让他们倾谈。这些珍贵的倾吐,它带给人们的那种沉重和沉思的气质,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一个不可再生和取代的巨大资源库。在这批“踏破铁鞋”的采访基础上,我制作完成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任继愈先生曾评说为:“集腋成裘,蔚为大观”。对于这段伟大的历史和相关的人们,我已克尽绵薄之力,而心中仍时时充溢诚惶诚恐的歉意。因为越做到后来,越知道不足,和难以弥补了。我的父母是我早年的启迪者,是最早告诉我“西南联大”的人。抗战时期昆明成为中国“大后方”文化与思想的中心,这道光芒照亮了他们的青春与坎坷的人生。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们理解和支持着我,将发掘西南联大历史作为使命。世态纷纭,无暇兼顾。一个人投入什么,那就是她的价值观所在,她的方向所在。感谢这项沉重、漫长而坎坷的工作。它带给我巨大的生命动力和内心安宁。深入这片历史,我想探索一些有关我们民族生存的深远重大问题:自有文明史三千五百年,外患内忧不绝,中华民族为什么打不散?我们这个民族是靠什么力量凝聚、而得以绵延和自立于世的?在战争年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民族危亡中爆发出来了一种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在当年穿透了各种不同个性的知识分子,不同层面的人们。它亦穿透世纪,延续到今天,穿透国制与国别,穿透信仰与地域。我相信,世世代代,人们永远在关心着自己的根。探索这个问题是深沉而令人振奋的。不明白这个问题,就不懂得中国,不懂得中华民族。综合前后采访的所得,我有著述《西南联大行思录》脱颖而出。2004年,为了使这批资料,得到集中、妥善的永远收藏,在任继愈先生和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支持下,我将这批磁带送给北大图书馆收藏,并要求进行数据化处理。今年正值母校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我与中华书局及古联公司合作,推出《西南联大专题数据库》,以示寸草之意。先期选出的这一批人,是一代人和那个时代的杰出代表。此后,研究学者、莘莘学子、有景仰之情的大众,皆可于此一睹先贤的仪容风采,聆听他们的人生感悟。这也是当年先辈们对我谈话的初衷吧。                                              2018年4月13日  张曼菱于昆明    

  • 后记:聆听与思索

    作者:张曼菱

     “学而不思则惘”。在这里,我可以说,聆听之后不加思索,也是惘然的。我对西南联大学人的“采访”,延续了十年。今天重新提炼与思索。感受如下:“口述史”具有“亲历”的优势,是其他文献不能取代的:    1、较为完整地叙述了西南联大形成的过程。虽然我起步已经晚矣,但幸运的是,从七七事变的北平局势,到南迁长沙,继而西迁昆明,这段烽火转移的悲壮历程,均能够由各种不同层次的采访对象口述,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叙述。几位当年的教师回顾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南下之路。学生中,年级最高的为北京大学1934级任继愈,随后清华1935级冯钟豫,北大1936级刘长兰。年过九旬的刘长兰学长现在台北,她是七七事变后直接从北平城里逃出的。这几乎是学生受访者中唯一的经历者。她讲述的“老北大”的校址、风气、教授、校长、以及考试制度等等,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可以与《京师大学堂章程》对映而观。从长沙到昆明的几条路线,也各有经历者来讲述。尤其是“湘黔滇旅行团”的参与者,讲述生动富有内涵。抵达昆明之后的环境,在流离与轰炸中安顿宿舍与教室,乐观地生活与学习、工作,这些情形,讲述中也有丰富的事例。西南联大作为一个联合的大学,其校园特有的宽松、亲切的氛围,师生们在患难中结下的情感,以及独特的育才方式,学习方法,在其中占了很大的份量。这个内容,对今天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支持。    2、直接回答了一些纠缠不清的悬念。       如:“校歌”是如何完成的?由仅存的一位校歌委员会成员杨业治,肯定了歌词作者为罗庸。    如:“倒孔”运动是不是把狗的主人搞错了?在易舍强所著《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以旧报纸为据,说那条狗不是孔家的。据亲历这场运动的学生回忆,这件事是无可争辩的。等等。二、“杰出人物”的讲述信息量丰富,价值很高:在这一百多人的访谈之中,给我印象之深,启迪之大的是那些堪称“杰出人物”的谈话。他们的成果我不一定都能知晓,然而他们身上保持的当年的学风,一种永不休歇的批判眼光和直言精神,体现了西南联大时代最珍贵的独立思考、兼容并包、永不停止探索与追求的精神富有。在与这些人物的交谈中,感受到他们都具有强大的记忆力和缜密的思考力。也许这两者正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当年没有经过思考,事后也不会有如此清晰完整的记忆。有的就只有人云亦云了。在巨大的采访数量的基础上,“质量”尤其重要。历史是附着于“人”的。品质素质愈高的人,他对历史的感知也就愈接近本质和真实。这是我要首先梳理出这些人物的访谈内容,急于将它们公布于世的原因。三、“口述”的历史局限:岁月是无法逾越的界限。当能够发掘这段历史的时候,那一代的大师们、教员们多已离世。所以这些口述者的“身份”,基本上是当年的“学生”,所知所感则规定在一个学生的身份中。我找到他们时,他们已是耄耋之年,记忆难以完备。“杰出者”受到社会地位的限制,也有不由衷之言。“意识形态的演变”对人们记忆的影响是很深的。西南联大以“兼容并包”为宗旨,学术思想与个性思维都非常多样化。然而在采访中,我发现人们的言语和说法都基本趋于一致。人们在遵循着一个“安全叙述”的模式。他们喜欢讲类似的故事,讲已经总结出意义的故事。讲冠冕堂皇的故事。而于暗藏深处的,可供探究的,含有矛盾和质疑的史实,就经常采取回避的态度了。有的老人,现场谈得兴致勃勃,后来却打电话说,他的那段话不能公开。个性的缺失,必然导致史料与史识的缺失。这是漫长的封闭年代形成的浓雾。这也是“口述史”难以逃脱的缺陷。四、“两岸”采访时环境特殊,不能尽兴。在台湾岛上访谈的内容,取舍起来尤其费力。因为见面时的氛围是特别的。2009年秋天我赴台的时候,陈水扁“去中国化”的那片阴影还笼罩在人们心上。老校友们对于我的采访是渴望而又顾虑的。孔令晟是1934年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在长沙临大时期第一批从军抗日。当时立即上前线,炮火把他的耳朵震聋。至今听力不行。他对我说:“当年最优秀的人都参军了。”率先投身抗日战争,是他永远的自豪。在宁福楼西南联大在台校友会欢迎我的聚会上,老人们眼睛里含有愿望,一种久久压抑的亲近渴望,同时又有一个习惯性的戒备和距离的设置。他们都是到我的宾馆里来谈的。到我临走时,他们又突发式地说:“太太想邀请你到家里去。”可是没有时间了。永远没有了。他们谈话的口吻里,意会的东西很丰富,而表述的语句却不完整。各人特有的背景阅历,隐藏在这些断裂的句子中。镜头中,当他们说那种重复的话时,是在表现内心委屈和某些无法申诉的情感。有时候只是提及一个地名,而老人已经双泪来到眼角。内中多少深藏的情感与往事,不可深究。抢救工程是从1999年开始的。核对影像录音,多了一重岁月积淀之感发现了很多当年匆匆行色下没有留意到的珍贵细节和深意。在每一次有限的拍摄时间里,为了完成主题的叙述,我不得不时常打断老学长们的话头。今天来看,有的地方中断了很可惜。学长李忠曾经对我说:“等你采访完这些名人之后,对我们这些普通的联大学生也采访一下吧。我们要谈的内容也很多。”李忠学长也并不“普通”。离开名人光环,还可以谈得更加深入、细腻和真实、丰富。在《西南联大启示录》热播后,闻立雕先生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到:当时的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办学名言:“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联大之所以能有那么辉煌的成就,首先归功于三校那些学富五车,博古通今的大师,可惜他们绝大多数都已驾鹤西去,五集历史文献片中竟听不到他们中任何一位的声音。真是遗憾啊!金无足赤,如果说《启示录》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像郝贻纯、王希季、邹承鲁等院士及李政道、陈省身等先生那样具体介绍老师如何严格要求学生、如何鼓励、启发学生(的内容)少了一点,因为毕竟这里谈的是举世闻名的西南联大,不是一般性忆旧、怀旧。我赞同闻先生的这个观点。忆旧、怀旧与历史的探究,有着很大的差距。当年我开始的时候,自身和环境的局限实在是太多了。几度波折,几度停顿。好在“不完美的开始”,也总算开始了。埋没的时间越长,损失的越多。西南联大在今人的解读中正在被“一元化”、“神话”与八卦。这是令人堪忧的。史家时常讲“钩沉”,因为历史是不可能被完全打捞的。“史识”可以弥补些许缺憾。认识历史,一方面要读具体的内容,一方面要构建一个吻合当时历史框架的概念,并不断地修正这个概念。力求理性与感性的相谐。我的新作《聆听与思索——西南联大访谈及手记》不久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与中华书局、古联公司推出的《西南联大专题数据库》相呼应。《数据库》展现了人物的音容笑貌,可以看到他们在访谈时的各种表情、含蓄与暗示,这些都是话语外另一种表述的信息,有很大的思忖空间。《访谈及手记》是这些音像访谈的归纳文本,以及我这些年来的思考、引证。要解读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还必须要读大量的书,尤其是那个时代的书。当时《西潮》已经在大陆出版了。一些人的回忆录也在传播。吴学昭女士赠送我的《吴宓日记》,是一个可贵的参照。史识与史料的发掘是互相联系,互相推进的。最近中华书局推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这是诸多西南联大相关日记中,记载学校实体运作与生存状况最为切近和详实的一本,也是品质最为可靠的。特推荐之,可与这些“访谈”内容相互映证。在此,我感谢中华书局为我牵线搭桥的俞国林先生,积极承办的洪涛先生,大力支持的顾青校友,还有负责文稿和字幕编辑、校对工作的诸位编辑。口述字幕的核查确认工作繁冗琐碎,有赖于编辑们认真精准的工作态度和学养,这项工作才能有条不紊地推进。虽然我们已经尽了努力,也尽量寻找一些当事人进行字幕的核对,但是年代淹灭的东西仍然太多。其中一些未尽确认之词,也期待推出后能有高明者来指正。             2018年4月15日 张曼菱于昆明  

  • 杨振宁 采访札记

    作者:张曼菱 关于:杨振宁

     “水滴石穿”的苦,和“水滴石穿”的乐,我都在这些漫长的采访中得到了。为采访杨振宁博士,我前后与他联系三次,等待了三年以上吧,终于得到完满的结果。这里有时空的障碍,他在美国,每次来到中国都行色匆匆,安排满档。这里更有意识和沟通的障碍。他这种有分量的人,不会轻易信任一个没有来历的不速之客,更不会轻易合作的。我只能耐心地等待和积累。我心里有一个底数:当我的采访阵容齐全之后,杨博士是不会拒绝加入西南联大的行列的。第一次惊扰杨博士,是在1999年,他来昆明,到云师大校园的时候。在他接受欢迎匆匆踏看校园的途中,我冒昧地上前,问他能否接受关于西南联大的采访。杨振宁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即按他的议程返身而去。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很中国化,只接受事前安排好的东西。另外他也很谨慎。这次冒昧留下了尴尬的镜头。走到纪念碑前,杨博士说:“据说这篇碑文是冯友兰先生的得意之作。冯先生的女儿宗璞在哪里?”满场无人语。我接话头,说:“宗璞现住北大燕园内,冯友兰先,生的旧宅。”杨博士说:“她还好吗?”我说:“不太好。视网膜脱落,我最近到协和医院看望过她。”杨博士无言。这半天的活动也的确紧迫,他随时被人包围着,几个仪式后匆匆离去了。第二次寻访,我在北大,听说杨振宁到了清华。我就写了一封信,请清华方面转交。不久杨回了一封信,很简单的两句话,意思是你做此事很有意义,但我没有时间。我想他也许指的是当时他没有时间。他的确只是路过中国,来开一个亚洲的物理学的会,马上就去香港。但他没有考虑到我的耐心,我不是一个新闻记者,我可以逾年等待。我和许多人都认为,关于西南联大的片子,不可以没有杨振宁、李政道。他们是最早的巨星。在他们领取诺贝尔奖时,都是中国籍。我必须等待,,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机会,这是让历史的再现尽量不要出现缺憾,尤其是重大的缺憾。路正长,当时我所缺的还不只是杨振宁。我知道了他的不少事情。他到云师大时,面对欢迎宴,他说他要吃“烧饵快夹油条”。他每回国必访邓稼先。一直到邓稼先住院,死后入八宝山,杨振宁都探望行礼依旧。这不仅是谊更是义。我认定杨博士对西南联大时期的生活和种种情谊有深沉的心结,只是我还没有找到那个令他信任的途径。第三次约见杨振宁,我是拜托了沈克琦老。当时听说杨又到了清华。我知道他在清华度过童年,对清华园有着无数乡情亲情的回忆。果然;。后来他选择了清华作为落叶归根地。我预感这一次会妥当。沈老与杨俱是物理系同学,后来沈老任北大副校长,再后来是校友会负责入之一,与杨打过交道。并且沈老是我们片子的始作俑者,以他编纂过西南联大校史的资格,一直参与着我们的拍摄。果然,约定的时间订了。那天一早,我们驱车从北大赶往清华,沈老也同车前往。车到楼下,杨博士一身休闲服,足登旅游鞋,轻快地从楼梯上跑下来迎接我们。我想他是在楼上看见了沈老,而有此礼节吧。于是上楼到了他的书房。我事先就交代了摄制组,不要随意地拍照。拍照必须征得本人的同意。大家知道这次采访来之不易,都很安静紧张地工作着,布光、选景。而杨振宁却一改以前的态度,十分随和可亲。他一面看着这些人工作,一面和摄像师拉话,问我们用的是不是数字摄像。我把采访提纲递给他过目,并告诉他:因为资金不足,我们这个组不能出国去找人,只能在国内等待。我们已经等了他三年。今天非常荣幸地得到了他的同意。因为除了他,一般重要人物都基本齐了。当我告诉他,邓稼先夫人许鹿希、陈省身、李政道,还有熊秉明等他所熟悉的联大友人,已经都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这部片子和这些采访,将为中国的教育史和科技史留下宝贵资料。杨振宁沉吟了。我想是我们的坚毅工作和这本身的意义令他再次调整了思路。他把我的采访提纲递给我,说:“很好,就按照这个吧。你读了很多书。”他讲到蒋梦麟的《西潮》,这时摄像师谭乐水插话说:“我们都读过。”他问:“大陆出版了吗?”我说:“早已出版。我们摄制组的人都要求读《吴宓日记》和《西潮》。”由于采访杨振宁时,片子的基本模式在我脑中已经定型,杨将出现在什么地方,将与哪些人的讲述相联系,例如与许鹿希的讲话交插;所以对他的采访提纲准备得很细,一定要把某些重要的细节挖出来,例如,他在上海闻知中国自制原子弹泪流满面的事;这份提纲又很全,因为杨是参与联大生活最长、最全面的人了,从少年逃难,到大学、到毕业后读研,并教中学。此外,他的父亲杨武之先生也值得提起。按着这份详尽的提纲,杨振宁真诚合作,对我们作了一次倾心之谈,使得来访大大超时,一直延续到中午一点。到十二点的时候,杨说,我打个电话,让太太不要等我吃饭。这时杜致礼夫人还在。我想杨博士对夫人是不失时的。这时我脑海中闪过了一张照片,那是杨振宁在荣获诺贝尔奖的舞会上,携夫人翩翩起舞的场景。记得我最初从E-mail上看到这张从清华档案馆传来的照片时,曾不由脱口而出:“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我们在采访中很少有超时的,这一次大大超时而且是错过午餐,也耽误了杨太太进餐。杨振宁深沉的热情已经激发,倾诉式的采访令双方不可遏止。在这冗长的过程中他很愉快地配合我们,调整着座位,改变着脸的朝向、角度。终于结束了。我郑重请求杨博士与我们摄制组合影一张。他却说,一个一个来吧。和我合影的时候,他还把我送他的那本《北大才女》正向地握着,令我惶愧不安。我感觉,杨振宁是一个阅历颇丰的人。他处事审慎,极有分寸。同时他的反应又非常机敏,无论应对现场,还是把握历史,他的分寸把握得很准。在这位外貌骄傲的巨匠心中,保存着几座虔诚的祭坛。提到他的父母亲,他满怀感情。提到恩师,他没有溢美之辞,只说当年的一本笔记本,现在还时常翻看。提到他的同窗好友邓稼先,他倍含崇敬与悲痛之情。我看到过一封冯友兰的信,赞美当时留学在外的杨振宁,说他打工养活自己及弟弟,还能资助别人。邓稼先夫人许鹿希也说过,邓稼先临终前交代要把家中一方名砚送杨振宁,说多年挚友,并且当初求学时受过他的资助。被杨振宁资助过的同窗,后来为中国造出了原子弹。杨振宁闻内幕喜极而泣。这一幕我从许鹿希那儿听到后,就对杨怀有一种深深的认同之情。无论他曾怎样拒绝我,我都会再次热情地寻找他。他有责任留下丰碑。一个成功的人,他对自己的一生拥有完整的回忆,他没有必须中断和回避的地方。这,也是成功者享有的一种幸福吧。 

  • 历史的邂逅——并非“陋室”的美丽民间

    作者:张曼菱

    西南联大,被美国学者易舍强称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在一个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大批举世闻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集结南下,他们毅然脱离沦陷区,千里跋涉,举家迁徙,带着保留民族文化和实力的书籍、器材,希望在尚存的国土上找到一片可以继续教书育人的地方。’这是震撼世界的迁徙。他们的行为极大地鼓舞了浸泡在血与火中的整个民族。他们的行为表明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华民族不会亡国。当时一部分大学奔赴西北,而北大、清华、南开则合而为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生活、学习了七年。西南联大师生也从此成为国难当头时期云南人民的社会楷模。“西南联大”这四个字,最早是童年时父亲告诉我的。父亲说,自从这些西南联大的名人教授来到昆明城,昆明的富家人就不好意思穿绫罗绸缎了,、因为觉得国家都已经将亡了。这么多的名人都这样来到我们这里,如此俭朴地生活着,自己还摆什么阔气呢。太太小姐们纷纷收起那些讲究的衣服,穿起蓝布衫走进学堂。山城中那种狭小的夸豪斗富的风气为之一改。西南联大的人们,把这种民族的羞耻之心,把这种和衷共济的民族意识带到了我们小城。战争冲开了象牙之塔,流亡使大学失去了它的高墙大院。西南联大与以往任何一所大学的不同还在于:它的学习、研究与生活之地散落在民间,在街巷、湖畔、寺庙、小镇、村落之中。四季如春的昆明和温润美丽的滇中成为联大人的家园;他们的音容笑貌也因此长存山河,永留民间。昆明的美丽为联大师生所料想不及。城郊大片的麦田和菜花,令这批失去家乡的人们感到,仿佛回到丰美的华北。平原。邓稼先在几十年后还与妻子回忆昆明中午打炮报时的古朴。黑龙潭的美丽和体现民族气节的古迹尤其打动联大人的心。罗庸的研究著有文章。《吴宓日记》中对翠湖、文化巷等颇多赞美之辞。各种民间小吃令他们至今难忘。多年后,衣锦还乡的杨振宁在盛宴前提出,要吃油条夹烧饵侠,一种和战时生活相伴的平民早餐。教授们曾到大理讲学,潘光旦留下他在亭子里的背景照片。费孝通有散文赞美洱海与渔姑。费对我讲:云南人的性格,像山茶花一样美。郑天挺喜欢蒙自的火把节,认为是生命之火的象征。而大举购买蜡染布的教授夫人们,都爱穿这大气古朴、来自天然的布料。沈从文总是收集一些竹木手工编盒展示于人。等等,数之不尽的细节和历史碎片昭示着:两个在时间、空间和蕴含上相距遥遥的文化群落,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毫无任何准备地相遇了。它们互相吸引、吸收、相依为命,度过了特定的阶段,从而留下了彼此深深的烙印;为彼此,‘也为中华创造了一段传奇,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我将这称之为,历史的邂逅。一个是集传统文化和现代知识之大成的中国名校之最;一个是浑厚未琢、托身山林的边陲之地。一个是保存中华民族精英实力的最现代的文化科学珍贵母体;一个是富于野性和生机的原始黎元之母体。纵横而观,在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文化史上,这类现象亦是一种奇迹。现代称为文化碰撞。如同物理学上不同磁场不同中心的相接近,会发生火花,发生辉煌和飞跃。闻一多将《九歌》与云南地方少数民族的祭神大典类比。潘光旦、费孝通将人类社会学的方法与云南大地民俗生活进行重合与整合,从而缔造7属于中国的社会学。清华的研究所曾经对昆明周边的人口、气象、语言进行过调查、记录。一曲《小河淌水》之登上大雅之堂,亦与学人们组织的民间采风有关。战争使中国的文化与文化人完成了一次历史的回归,使具有宿慧的学者们别辟蹊径。这次历史邂逅的意义,还不仅仅停留在学术和趣味上,更为深刻的是,它为邂逅的双方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西南联大而言,是提供了战争中生命及其价值生存的地域空间与美丽民间;而对云南一方来讲,则是提供了未来生命价值发展的巨大精神空间和方向指导。我将这称之为:历史的互惠。当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部分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走到距昆明不远的地方,就有汽车来替他们拉行李,那是云南省主席龙云派来的。在经历了长沙暂驻足后,又在战火的追赶下流离颠沛,分而奔赴云南的三校师生,由于环境的严峻和眼界的开拓,此时对边地人民的性格将有一种本质的认识和认同。完成了重大转移的三校,显示了“疾风知劲草”的高尚志节;在接下来的七年里,他们将体验和珍藏云南人民“路遥知马力”的患难真情。云南人的性格,深明大义,以国为己任,言行朴质,几无市井气,非常豪爽、仗义和实在。云南人可以“毁家救国”,从护国起义就有这些故事。那时候,云南妇女还有摘下自己的首饰捐助护国军之义举。早期的龙云,类似这样一个英雄式的土司。他的形象是戴毡帽和墨镜,身手矫健,武艺高强,俱民族荣誉感,打败过洋人拳师;崇尚风雅,娶女大学生为妻,请教授到家里来讲课。他投身讲武学堂起家,曾是“护国起义”的一员大将。因为久经风险,一只眼被刺瞎,人称“独眼龙”。龙云上任时提出“富滇强省”政纲。当时他实行滇币,实际上和蒋介石搞一种隔离,保护云南经济,滇币的实施也使得云南富强起来,而且有很多的资金用来抗战,云南自己武装了四十万儿郎上战场。对战争时局和民族危机的认识,龙云是有先见之明和历史责任感的。他预见性地在云南进行“积谷”,待到中原失地上的大批机关、工厂、学校和难民涌入云南时,虽然人们常怨米粮中砂石杂多、有时发霉,但毕竟没有断粮。是云南的广阔怀抱为危亡中的中华民族保存了生机、实力。西南联大在云南七年来的成功存在与发展,与龙云在云南执政是密不可分的。而西北联大却未能维持下去。龙云是山野的彝族,并非出身上层,却在民族内忧外患的风云中成为杰出的爱国者。在西南联大进步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龙云洗浴了他身上的那种“地头蛇”陋习。至今我们寻踪看到的、联大在昆明借住的房子,如昆华中学,如迤西会馆,皆非“陋室”,而是在彼时彼地较好的房子、雅室、静所和生机盎然的民宅。后来为避轰炸而入住的寺院和村落亦属幽然。倒是联大自建的新校舍的教室和宿舍,用铁皮屋顶,时常“停课赏雨”,后来又用茅草,可称“陋室”自然,所有的房子皆无法与北大红楼、清华园以及南开校园相比。但自有民间谐趣,联大人亦能安然并乐在其中。国难已打开人们的眼界胸襟,他们热爱这片还在中国人自己手中的山河大地。初入滇时,联大有两个学院安顿在蒙自。蒙自秀丽的南湖,曾引发陈寅恪的诗兴:“荷花海子忆升平”;小巷里卖糖稀饭的小业主,曾被吴宓称为“隐士”,赠对联誉之。南湖畔的洋行,是闻一多闭门读书之处,郑天挺因此送他“何妨一下楼”主人雅号。当他们到蒙自时,一个周姓的大户款待了他们。我去拍摄过这个院子。高墙大院,院子的格局很好,内院有月亮门,两边有对联,周伯斋先生,是有相当涵养的崇尚中华文化的一位士绅。他在那里摆宴为联大的老师们洗尘,经常请他们到家里来聊天,赏月喝酒。那大厅里也是琴棋书画风格的,有假山、小亭。并且把他家眷原来住的一栋内楼让出来,给西南联大的女同学住。那个楼就被联大人命名为“听风楼”,楼里有风琴,我去曾弹之。楼前很多的垂藤、气根遮掩,显得非常幽深和神秘,很美。吴宓在日记里也有描写。这种崇尚文化的风气,由乡绅们倡导着很长时间在中国都是长盛不衰的。记得我父亲说过,从前家乡人请客,每一桌,桌上_定要有两个读书人,这个主人就觉得有面子,很光荣。这是一种骨子里头对文化的崇尚和对文化人的倾慕。民间的纯朴精神还表现在昆明市民为流亡师生们准备的茶馆里。曾经身有体会的李政道博士盛赞:“昆明的茶馆民风体现出对知识分子的同情与帮助,是一种不亚于巴黎咖啡馆的文化。”翠湖,这座宝贵的城中池,当时无多雕饰,天然如清水出芙蓉。湖畔来往常见联大师生。他们总是夹着书,穿过翠湖,从这校区到那校区去。而傍晚时分,.双双挽臂的情侣亦出现在湖畔。起初,昆明人看不惯,不久,昆明的青年人也纷纷效仿,在湖光霞影中演示爱情。与翠湖毗联的文林街、文化巷和上下的凤翥、龙翔二街,茶室遍布。联大学生整日流连其中。著名的物理系“三剑客”杨振宁、黄昆、张守廉三位同窗常在其中高谈阔论,研究科学之奥秘。当时有一句话“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这句话赞美了昆明的包容。联大师生在昆明找到了身心栖息之地,与这片淳厚的民间日益融洽。校园与山城合而一体。然这里面更培育着一种民风和素质的提升,这是昆明人的一个千载难、逢之幸运。这句话深处又包含着昆明人的欣喜和感激:西南联大师生的足迹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传播文明、文化、.科学与民主的课堂。这是一个耳濡目染,深入浅出的过程;这是一段长达七年,相互砥励的历史。每逢联大举办开放型的大讲座,只见昆明街上,店铺纷纷上门板,老板和伙计都要去听教授们讲课。刘文典讲《红楼梦》,才气横溢。闻一多讲国事,讲到痛处,一声呼喊,声泪俱下,听者全都哭了。这些讲演令昆明人的见识觉悟大大提高,对抗战积极支持,令人难忘。闻一多先生遇难时,举城的人都痛哭,其七年来在同一个城中相濡以沫所培育的那种崇敬之情,使市民们深知这些人对国家民族的重要。也因为来了这么一批人,令边城人的民族自信心、人格尊严感和行为准则有了极大的提高。我父亲一直保存着几张1944年学潮的小照片,我现在估计是“倒孔运动”,还保存着一本油印的《荣哀录》。他对西南联大非常地留恋。他听过刘文典的《红楼梦》,听过潘光旦的“优生学”的报告,还听过一些时事。当属于“门外学生”,今天叫“旁听生”。父亲曾亲眼所见,潘光旦先生夹着一只拐杖,跟人家打篮球,在场上跑来跑去。这里有一种感召:失去一条腿阻拦不了我。别’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也照样。这种精神一直鼓励着我父亲。点点滴滴地,亦曾照亮了我们这座昆明城市。当年,城里头,凡看见穿着板板鞋,踢踏踢踏,背着斗笠的一群一群青年入,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人们都怀着敬意,指点着那些穿着朴素的学者。据说有一位穿皮茄克的,上面都是油腻,不洗,要抗战胜利才洗。闻一多先生就留着胡子,要收复国土才剃胡子。我的母亲念昆华女中的时候,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给她当老师。母亲还记得,那位老师皮鞋的鞋底和鞋帮都离开了,用一根细麻绳绑着来上课。后来母亲考上英语专科学校(就是后来云南大学的英语系),曾为美军飞虎队服务过。在追悼闻一多先生的队伍里,那个穿花旗袍的少女就是我母亲。“一二·一”惨案后她还和几个女生一起,故作涂脂抹粉状,穿过森严的军警、特务,到云南大学散发传单。西南联大的那些传奇,在我已经成为一种家学传统。诸如:刘文典在跑警报时怎么骂人,说:“你这样的人何必跑警报?”言下之意对国家民族没有价值。闻一多如何写了:“鸟兽不可以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贴在门上表示与某些人绝交。潘光旦拄着他的木拐打篮球,引得全城入围观喝彩,等等。当吴宓教授信步于翠湖,因得灵感而将好莱坞影片译为《翠堤春晓》;当《魂断蓝桥》、《出水芙蓉》相继译,出,首映于南屏大戏院,南屏街上的这座大戏院就成了联大师生和城中文化人的重要休闲处,难得的战时文化享受之地。五分钱一包的五香花生米,吃得香,看得过瘾。令联大人至今津津回味。而昆明人也就结束了那种将美国电影中所有的女主角称作“玛丽”,所有的男主角称作“约翰”的愚昧年代。南屏大戏院的老板刘淑清之千金,后来与清华大学校长、联大梅常委之公子喜结良缘,白头偕老。他们是在昆明相识,往来,后来出国留学、恋爱成婚的。可见当时昆明青年人的发展,与“首善之区”竟也差得不是那么悬殊。那正是云南历史上的黄金时段。西南联大、美军“飞虎队”;滇军参战台儿庄,转战徐州大会战;滇西保卫战,怒江大桥的炸毁重建,史迪威公路修建;“南洋机工”驾运军用物资;中国军队出征缅甸;直到“一二·一运动”,赤子血染胜利花;凡那个时代中国最开放的事情,最引入注目的焦点,都集于云南。天时、地利、人和,使云南担起使命。当年我父亲就读于昆明师范时,聂耳刚刚离开昆师奔赴上海。其所作之歌曲,如《毕业歌》等皆先传回云南他的母校,让昆师的师生们唱。于是无分籍贯,青年学子们沉浸在发愤图强,爱国救国的巨浪中。“四烈士”之一的潘琰,就是参加过战地服务团,又回到校园念书的。所以她临危不惧,冲上前去救护同学,牺牲时仍喊着“要勇敢!”。当时在校园里读书的很多同学,自己就带着战火硝烟,经历过战斗的激情又重返课堂;有的来自沦陷区,千辛万苦投奔联大,如李政道途遇翻车之祸。当时来云南作战的美军部队急需大批翻译,这个云南当地无法满足的任务又落到了联大的肩上,校方毅然作出决定凡四年级的男生一律从军一年,方能正式毕业。本来为躲避战火保护人才而成立的西南联大,在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时,又大义凛然地打开校园之门,让自己精心选拔和艰辛培育成才的学生们列队投入战争。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悲壮的乐章之中,最令人心酸和热血沸腾的一曲。今日回首成浩歌,而当年只是平凡的一步步,在粟米帛布之间,油灯泥泞之中,相依为命的联大人与云南人民,坚守着长夜中的希望。刚进城时,闻一多家住所拥挤。昆华中学知其子女多,腾出最宽绰、最近风景处让闻一多家住。闻先生则为中学讲课和批改作业。这种直接介入当地学校教育的举动很快蔚然成风。来自中国最高端和最开放地区的文化输入,教育熏陶,在西南联大落户云南的七年中,迅速地成为二股势不可挡的潮流。西南联大的学生因为家庭在沦陷区,断绝了经济供给,而普遍实行勤工俭学。有很多人到云南的专县上去当中学老师,也给云南带来好的文化,他们去了,有的土财主用轿子来抬,又把孩子叫来,都是裹脚的小姐,这些学生就说“放掉放掉!”放掉就得以读书了。于是虽为云南的边缘地区,却也受了西南联大的熏陶洗礼。很多年轻人因此而得到了他们的这种熏陶和教育。念完大学的杨振宁,因为父亲当教授的薪水不够家用,他又教书补贴家用,面准备考研。他在师附中教书时有个女生叫杜致礼。后来二人邂逅于美国,终成美眷。联大学生在昆明教书,开始是当家庭教师,他们戏称是“误人子弟”。朱光亚就对我说过,那些人家的子弟不好教,而且也与联大这些穷学生不对胃口,于是干脆到中学里去教书了。那时候昆明有几个中学就是联大师生创办的,朱光亚在的天祥中学,王力在的越秀中学。王力还给越秀中学写的校歌。总之是又结了一道缘。所谓缘分,就贵在互相都是自然顺势而结成的。云南前省委书记普朝柱所在的长城中学,就是当时联大的东三省流亡学生办的,所以培养的一批少年人很能体会失山河之痛,后来他的同桌就是“一二·一”四烈士之一张华昌。西南联大就这样成为一座点燃星星之火的熔炉;一棵散发出丰实种子的大树;一个巨大的人本教育的取之不尽的母体。它使云南民间变成了一所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学。它将那种广阔变通、兼容并包、有教无类、厚德载物和务实的三校教育精神,在实践中发扬到了极致高峰。无数的云南青年和人民,在这座有形与无形的学校里受益,进步,成长。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他自己的人民间,坚实纽带的明证。这是中华民族从深处迸发出来的最强大的凝聚力。如联大出身的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所言:中国文化的根子在民间。半个世纪后,云南的另一位主要执政者、深受西南联大影响的普朝柱说过一句话,“如果没有西南联大,云南的发展要滞后几十年”。以普的阅历和身份来言,这是对云南历史和总体素质的一个评估,它含有云南历史上文化、民俗、生产力和各种机制的一个量化的实证。往事历历、今又分离,相思浩茫寄千秋。笔短史长,挂一漏万,且作索引,引玉抛砖。愿我中华:山河壮丽,书香永存。 

  • 合墓·家祭·《南渡记》——人文的家园

    作者:张曼菱

    生死鸳鸯遍联大。在这些联大教授的夫人当中,我找到了王力夫人夏蔚霞,而梅贻琦夫人早已经离世了。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发掘这么一块瑰宝的时候,她已经走了。这位可敬的贤淑的东方女性、聚大家礼仪于一身的夫人,已经再也见不着了。王力的家可能是拍摄中景美的最入镜的老屋,宛如静谧时光的停留,棕色底调,空中似有金黄光芒的微粒。简洁厚重空旷。窗外爬山虎生荫,夏女士单薄的身形,四十年代的毛线马甲,真情地仰着头,诉说着。王力夫人已经失聪,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是那么真诚,虽然白发苍苍,却还伴着那种少女的天真和激动。她以前是很好的女高音,她还会弹琴。结果她失聪对自己的声音就没有知觉。我们那么,没有经验,结果录音就不能用了,非常可惜。她给我们生动地讲昆明有什么好吃的,她对昆明的感情,也讲了她和王力教授的结合。当年少女的她同情他要挣脱那种封建的包办婚姻,重新寻找自己所爱,她说那天她们好几个女孩子和王力一块儿坐船,女孩子在那儿调皮地闹,但王力就坐在那儿洵洵君子,非常稳重。她心中就觉得这个人可信忠厚。而且王力一见了她就跟她谈自己前面有几个孩子,很坦诚。她就愿意跟王力结合了。他们一直在昆明同甘共苦的。为了维持家用,她曾经为美军绣过手帕,为人家织毛衣。因为联大家属们织的毛衣去秤时和领的毛线是一样重,所以信誉很好。她接过的活中有一件毛衣还是为昆明的老板,有名的云南白药大王曲焕章的女儿织的。这个白药真的与王力家就有一种神秘联系。她激动地讲到,王力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文化大革命”“红羊”之年挨打,出门时,是被人家来押的,她往王力的上衣兜里偷偷塞了一小瓶云南白药。后来王力看着哪天要游街,要挨打,就赶快把那白药吞服了。那白药里有一粒“保险子”,吃了它可以耐得住打。但要是没事吃它,人就受不了。所以后来那些人使劲打他,他也没有太痛苦,回来也没有受太大的伤,比一起挨打的人后果好多了。夏蔚霞说,如果没有在昆明的岁月,她也就不会知道云南白药,也就没有这个保护的法子了。这首诗中也讲到了在昆明度过的年代,令我感到很诧异的是,夏女士在讲到她那天从医院回来,她的女儿去了,王力也就在那时候过世了。但是王力已跟女儿交待了,要跟她合葬。她非常高兴,言语中好像都不是在讲王力已经离去了,好像是出了医院要重新结婚的那种高兴。她说:“他说的我们要合葬,你看,这是我的墓!”照片上一半碑上是红的,就是“生人碑”,那一半就是留给她的,“夏蔚霞女士之墓”。她很高兴地指给我看。我感觉到,这一对夫妻,这一个家庭,真是生死不能隔断的。王力夫人用他的稿费设立了王力奖学金,她告诉我,从这一次采访后,她就休息保养精力,等待参加年底的北大为王力办的学术纪念会。她是与王力神魂相依地结合了。因为她对昆明吃食那种如数家珍的回忆,我们回去后便互相商量提醒,还列了一张单子:大头菜、干巴菌、火腿坨、皂角米、鸡纵、卤腐。采购了寄到,北京,专门给几位特别上岁数的老人。只是她最感亲切的圆通山的用废纸包着卖的花生米和焖鸡米线、麦面饼等,现在已经没有了。王力教授对合葬,也是寄予一种寄托的。且不论死后灵魂会怎么样,合葬以后是否仍然是夫妻,我觉得这都是生前一种情感和灵性的延伸。夏蔚霞女士也为此非常欣慰。我拍了那首王力的诗。王力先生诗作甜甜苦苦两人尝,四十五年情意长。七省奔波逃狻猊,一灯如豆伴凄凉。红羊溅汝鲛绡泪,白药医吾铁杖伤。今日桑榆晚景好,共祈百岁老鸳鸯。过了两天,我又去了闻一多的孩子,就是第三子闻立鹏的家,在水厍边上,美院盖的美术家的住宅群,小别墅,里边都、是画家的陈设,很美,充满了艺术趣味,很生动。为什么选择在他家采访拍摄呢,就是因为闻立鹏家里,设立了一个闻一多的灵堂。这种灵堂不是那种一般的,不是非要白的素色的,是生气勃勃的,画室旁,红烛点燃了,中间就是闻一多的那一幅照片,就是抗战胜利把胡子刮光的那幅。闻立鹏说,他们就想要家祭告诉闻一多,澳门收回了。闻家全部三十多口人举行家祭,唱了《七子之歌》。闻一多的孩子们和王力夫妇,一个是合葬,一个是家祭,他们把这种民族的古老习俗完全地融进了家庭生活中,而且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一种传承,二种寄托,不这么做就心不宁,应该这样做。对我们这些好风俗的不再延续,我是感到很有疑问的,我是感到很损失的。因为我们的很多气质,品质和情操的培养,我们漫延五千年的这条长河,和我们独特的追求,中国人东方人的,都含在这些做法里边了。中断它和抛弃它,就是抛弃了自己。有一句话,浅俗后面的厚重文化。我们再不能那样来破坏自己的这些蕴含着历史文化的习俗了。也许我还不足以来谈论我所接触的名人和他们的后代,采访只是短短的几个小时,在这种时候人们总是沉浸在历史的一种光照之中,他们也更多地恢复了那种和历史相联系的那一部分,是一种净化。但是我想,一个人能在心灵上保持这种对过去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印象,还不只是记忆,是一个烙印,这个人的厚度和他的整个分量肯定是不同于芸芸众生的。闻一多的这些子女就给了我这种印象。闻立雕和闻立鹏传承了他们父亲的一种艺术气质,朗诵诗歌,画画。闻立雕在朗诵和唱歌的时候,令我联想到闻一多的那种魅力。杨振宁、陆迪利和许多人都说过闻一多一唱歌那种声音给人一种震撼-力。他的激情和他的嗓子的浓厚,这一点,闻立雕特别像,他为我们朗诵的《红烛颂》和与家人合唱的《七子之歌》,在“启示录”片子中都有。他们是非常认真地对待的,我们用两辆车将他们从各处接到了门头沟。由次子闻立雕保存的遗物,放在一个当年昆明造的小羊皮箱里面,带了来。一一打开拍摄。他们都非常记得往事。他们对父母的那种感情,不是一般子女可以比的,很亲切很真实的讲述。像闻茗,样子很文弱的,虽然已经苍老憔悴,但具一种很贤淑的很真诚的气质,也许她的母亲是这种气质,她可以说继承了闻一多细腻的那种感情。她叙述父亲怎么样带他们朗诵诗歌:海上生明月……闻一多说过:要诗化生活。闻茗亲眼看见那一幕:当闻一多走到自己家门口,被枪击中,与长子倒在了血泊中,她与母亲跑出去,想救助,而路上却冷清无人,听到亲人的呼喊,闻一多的嘴角还动了一动,她看着父亲的嘴唇由红变紫而黑,而母亲则把父亲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一直这样,等到车子来送医院。当她与母亲最后离开昆明西仓坡的时候,她们到闻一多倒下的地方,那里的土壤因为吸收了鲜血而变黑,非常明显。她们就在这曾经为“家”的门口,将蘸着亲人的血土装了一小布袋。这血土那天也带来了,现在是一片黑色。闻立雕对于曾经拍过的一个写闻一多的片子很不满意,在那个片子里面,他的大哥立鹤被处理为:听见枪声后,抱头鼠窜。事实是当枪声一响,闻立鹤立刻扑到了父亲的身上,直到特务向他连射五枪,将他打得从父亲的身上翻滚下来,闻一多才被射击而死。他的中弹,在父亲之先,是为父亲抵挡。闻一多有这样的儿子,亦不愧为父。那些日子闻一多每天出去都面对死亡,正是为了这个,长子立鹤日夜陪伴父亲,早已经作好了舍身救父的心理准备。后来他奔赴了解放区,再后来,他被打为“右派”。可见风骨亦类其父。闻茗说,当时跑出去,大哥躺在血泊中,那样的眼神,她一辈子都忘不了。闻立雕还说,那部片子对他们的母亲也作了捏造。写他们的母亲将闻一多锁在房内,不许他出去参加民主运动,完全违背了他们母亲的性格,也不是事实。一多夫妇感情至深,妻子对丈夫敬仰体贴,为今人所不能想象。当闻一多为民主运动发起签名时,其妻看丈夫担心人太少,就说,把我的名字也签上吧。是这样的一种“嫁一多,随一多”的心情。当然她担心丈夫遭毒手,但她从来不会来硬性的阻挠。据闻茗回忆,潘光旦夫人曾出面劝过闻一多:“你看你的太太都吓成什么样了,简直都面无人色。你不要再出去了。你喜欢吃的江南菜,我给你做,你就在家里吧。”作为闻一多的妻子尽管有时都会害怕得浑身发抖,但她仍然尊重着闻一多的意愿和行为。而闻一多于此时已经不能止步。他依然每天出去,只是在回来的时候,每当他将他的帽子和手杖挂到家里的挂勾上时,他都会抚慰妻子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而每天中,闻夫人也只是在这一刻感受到了安宁。为什么亲眼目睹的家人还在,创作者就可以肆意地作这种歪曲呢?这实在是对不住闻家与历史的。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包括母亲向爸爸要钱,闻二多很生气,说怎么才给了几天就没有了。省着点花嘛!他也不知道东西有多贵,母亲这时候很委屈,这些都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艰难中,一个不愿意诉苦的妻子,和这种过于专注于学问的丈夫经常发生的冲突。听起来让人历历在目。他们家的采访的整个氛围是非常成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怀念和凭吊。也是一种心理享受。我们剧组那天都觉得过得特别有意义。为了那一天,摄像和司机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因为他们这些老人都住得分散,在北京城的各一头,一大早派车去接,一路上不断地联络,大家才走到了一起来。看得出来,他们在今天来说是属于生活得比较俭朴和简单的,不是那种宝马香车的生活,应该说他们是生活得比较本分的那种人,也是比较执著的自尊的人,没有任何张牙舞爪,喝斥什么的派头。那天他们带来了家庭留下的宝贵遗物,一个个深情地讲解,令我感受到,父亲如果在的时候,这个家庭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闻一多是怎么样养育了这么一些孩子的。闻一多曾经不愿意将长子交给一位想帮助他的商人去抚养。可能这里存在一种“家教”的问题。他说:“我的孩子,为什么要别人来抚养?”他应该传承我的骨气,我的志向,我的情操,应该和我共同担起生活的重压,应该烙上我们家的烙印,应该在我们这个层次上生活,应该承受命中注定的这种贫寒,跟着我。闻一多在这种问题上,他是非常清楚的。当你推掉了你的责任,孩子也就在精神上与你分开了。他是一个父亲,要把孩子的精神,孩子的灵魂,塑造成跟他一样的人。我觉得他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是这样的。闻家三十多口人聚集于此,设了祭台,向闻一多的在天之灵报告,澳门回归。这非常符合闻一多的那种心性和性格的,也是闻一多的家人孩子对父亲的一种完成。这种事情特别对我的心思。我在那个祭台面前,不愿意离开。红烛祭祀,年年应该有,香烟不能断绝。没有祭祀,就没有家族,也没有民族。听着宗璞先生娓娓动听的讲述,我才知道,眼前这位才女风姿犹存,却已经年迈难行,眼力严重受损的女作家,就是闻一多在石林的那张著名照片中,烟斗上的那个小人?这就是她,那个四五岁就在昆明住过,躲过警报的小女孩,这就是闻一多先生拉着她手在昆明街头逛来逛去的小女孩,也是那个替妈妈挑掉做饭时红米中的石子的小女孩。那时冯友兰先生每天晚上在小油灯下面写东西,就是写《贞元六书》吧。到睡觉的时候,满脸都是黑糊糊的灯油,油烟熏的。当年她不到十岁。这是那个红豆才女。当我上中学时,常上邻居家里借读《人民文学》和《收获》,我就第一次读到了《红豆》这篇小说。当时我十二岁,初一年级,印象特别清新。女主人公用头发卡子把墙壁的糊纸挑开,放进颗红豆。后来过了很多年,她已经和自己当年的男友走上不同的道路,那已经成为诀别了。以另外一种身份回到大学,又走进这间房子,发现那颗红豆还在。燕园和燕园的人们,对于我是一个永远的梦境。我不会打破它的。这世上珍贵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直到这一次采访西南联大的机会,我才找了宗璞先生。见她是在医院。她的眼睛做了手术,因为视网膜脱落,在协和医院里。她皮肤很白,清秀,讲话的神情也很宁静。后来,我又和她接触了多次。走迸燕园那个屋里,还保持着冯友兰先生在时的那种氛围,那个屋子里有一种内韵,那些旧家具、书房和那些书,在幽暗的气氛里有一种不能改变的东西在里边。我内心说,你千万别改变,宗璞先生。我们这种东西就已经很少了,就是所谓书香门第那个感觉。她说话依然很慢,眼睛很吃力,但她不远万里地,不顾她的视网膜的危险来到云南。那又是一次见面。她到昆明,去了她原来所住过的故居,随后又去丽江、大理,为了完成她的后一部《西行记》。我感到宗璞先生对现在的这些什么格局啊,依然是格格不入的。她可能后来封闭了,保持了她的内心的那一种青春纯美的气质。比较固执,封闭着她的那一个世界,就是她在《南渡记》、《东藏记》里的那一个世界吧。虽然她的身体受了摧残,已经也到了美人迟暮之日,但是红豆才女没有消失。她保存的不仅是一颗红豆。她还在尽力地用她的病弱的手,想保存一个巨大的辉煌。在一次采访中,宗璞女士将她的作品赠送给我。冯友兰家,有浓郁的书卷味,几个大书柜和一摞几上的《贞元六书》各式版本,然后,又是宗璞女士的《野葫芦引》两集。那旧的大宅气息,给人澄静清凉。读她的作品,就有这燕园深院的气息。书的封面有“道情”,似仿《红楼梦》,令我很喜欢。她整合出了“南渡”、“东藏”、“西征”、“北回”这样一些概念,来作小说名字,具有均衡之美,又符合历史方向之实,内含起承转合之意,实在是有大家风范的构思。我以为《南渡记》为四集之核心,“南渡”不止是指战争逼使清华北大等校,从北方来到南方的历史。南渡,是一个中国历史情结。历史上有晋人南渡,宋入南渡,明人南渡,凡失去了北方疆土和都城的时代,都灭亡了。“南渡”这个词,用来比喻这批师生的命运,最早可能是出自陈寅恪先生的蒙自南湖诗中“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可待来生”诗中,是悲观的,觉得将会亡国了。到胜利北回时,在冯友兰先生所撰联大碑文中,就变成了自豪与胜利的衬托。这一次是恢复中原了。终于没有亡国。在关于西南联大的文字上,第三次正式地使用“南渡”这个典故,当属宗璞吧。她抓到了当时大学离开都城时,知识分子的深层感情与内心文化活动。比起当年的《红豆》,我以为她更深地向着中国传统古典的美迈进了,也是对这个现实世界的某种退避吧。也许是那一粒红豆,后来被无情地抛洒践踏之故,也许是宗璞自己内涵气质的使然。在我所看到的这两集书里,融进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美学意象,譬如梅园的描写,与住在梅园的教授一家人。再如有的入名,好像是用了楚辞中的香草异卉之名。这都是当代小说中罕见的。当代的小说家好像忘了中国的小说怎么写了。很多以“语言捣乱”为能事,写出来的东西好像是那种不地道的西餐——中国人不爱吃,西方人也看不上。中国文化史上,文与史的分家,似在《史记》之后。我以为《史记》就起一部伟大的小说。取之于史家和民间之说,而润泽以作者个人的濡沫。这种优秀的传统,现在也不被人看重了。宗璞现在完成的《南渡记》、《东藏记》,就继承了《史记》的优秀传统。宗璞书里面的许多人物,在我这个寻觅过西南联大的入的眼中,几乎都能看出他们的真身。那个家住在猪厩上的教授,正是费孝通对我讲过的一段经历;那个仰望着日本飞机,不愿意躲警报,却站着直立地大喊“我们中国的飞机呢?”的男孩,令我想起当年在北平城里不愿对日本守军鞠躬,将日本旗扯碎的中学生邓稼先。而那位“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的文化汉奸,他对自己的自解与不能自解,他的女儿对汉奸恨对亲者痛的感情,则令我想到周作人,周作人的那一套文过饰非之辞,和鲁迅听说其弟为奸后的感触。汉奸的性格亦没有脸谱化。最令我感到珍贵的慨叹的是,在宗璞的这套小说中,表现了中国文化人、文化界那种儒雅之风,那种对人的淳厚之情、善良之心和尊敬。她所描写的那些人的交往言谈举止中,有一种中国式的人文尊严感。这才是文化人,他们无论到了乡野边地,无论遭遇什么不测之灾,其家庭,其夫妇,其子女,其同僚,.其亲友,其师生之间,无不保持着那一种人与人的真挚关心和彬彬尊礼,不见油滑,更不会彼此提防或诬害。那个年头小人好像不太多,在那种人文环境里也不太得势。那样一些人们,他们不仅可以同其国难家仇,并且可以同其美丑善恶。我遥慕那种人文的家园。我以为这也是为什么宗璞这些年来不写当代小说,而沉醉于这部《野葫芦引》的内心原因吧。深谷幽兰,这是她的世界。在写作上是一个恰当的选择。“红豆坐南国,春来发几枝?”宗璞的创作始于那北国的红豆,’而今却倾笔来写发生在我家乡云南的种种壮举。自从她五岁来滇,十二岁北回,度过的这七车,也是云南历史上最光辉的七年。我从少年时期所寻觅的那颗红豆,最终子落南国。合墓、家祭、《南渡记》,提笔之际,我为何总把这些人家的事搀和、贯通于一气呢?作为二个与西南联大有着某种渊缘的后人,经历了时代的断裂,有一个总结,令我感受到一种深入的遥慕和痛苦的失落。我认为,西南联大成功的原因,还在于它植根于一块丰厚而开放的人文伦理的土壤。入文的家园,这一条从前的总结还没有明确提出。有很多的父慈子孝,许多妻子如何地贤淑,如何地忍饥挨饿持家,协助丈夫,忠贞不贰,这种东方家庭。有许多师徒如父子。弹雨中舍己救父,闻一多的长子是做到这一点的,就是那个闻一多不愿意送给商人去抚养的长子立鹤。这些故事很多,人们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很好的故事来读。我认为,这些故事就像是那种生态山上的大片蘑菇。这是一片土壤,对他们来说是别无选择的,就是那样的人文。他们的交往关系,即使是非常激烈,非常大的分歧,也不会背离那种彼此之间,惬意而又尊严,自尊而又尊重别人,而且含有中国的儒雅和西方的人权观念,绅士的风度,融合成的这么一个礼仪之邦的礼仪家园。西南联大是这么一回事。在这里,故事与故事相通,人的品行与品行相通,标准与标准相通,价值观与价值观相通。多元的西南联大,实际上皆可以根源于一个共同的精神传统和规范于一个大的信念中。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共性的精神,所以,梅校长的忍让坚韧,顾全大局,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说是一盘散沙,各各自顾,那种道德沦丧的地方,我看再坚韧再自我牺牲的人,也对付不了这个局面。这种家园,它是无数个家庭和校园内的教室里的那种种关系,还有学生到老师家里去建立的更密切的关系,这种相濡以沫,这种在人格人情,在生活上一种真诚的沟通,不同意见也是有一种隔离地段,是一种文明的隔离段。基本上我们没有看到多少阴谋啊,小人啊,是非啊,什么翻弄陷害,这些东西好像没有什么得逞的。在这下面,就建立了西南联大的人文家园。在这样的情况下,师徒之间的传承,才会成为一种真正的传承。它不是说“你给我钱我给你知识”,我把这些讲完,我把这些讲义念完给你算了。现在有些老师是一口气上几节课,也不管学生是否消化,根本不是“育人”。你看这些人,他们可以每夫走多少公里的路,乘船骑马坐马车什么的去上一节课,跑回来,过了一天,又去上一节课。他是在“育人”。他是在浇水,在灌溉,就像树苗成长。他不是说,我今天来了,我把几桶水给你全部浇完算了,省得我来回跑。这才是“为人师表”。他不是念讲义的那种教书匠。这种深厚情义,这种对待自己所育的苗的这种感情,令夫人和孩子们也非常尊重他们的事业。那些夫人,有的是小脚的,有的是新潮的。像闻一多先生,他是家庭包办的,是表妹,,在生活中产生炽烈的爱。他教夫人识字,教夫人念诗,夫人织毛衣,他在那儿看报,他带着孩子们领略他的诗意。他这种人格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家园。所有这一切,都是西南联大入,这些名入楷模们人格的组成部分之一。由于战事和流离,联大显然产生了一种令人亲近的人文氛围,使入与入之间的距离陡然缩短、接近,从而也就使学者与学生们的生活有一种净化与节能之功。例如,步行团,边走边说,一路吃一路睡。理科学生对闻一多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能回忆起闻一多如何在山谷中唱歌,那浓厚优美的歌声回荡在空中。而陈省身与吴宓同居一室,参与其恋爱的密谈出主意。任继愈一对夫妻是由导师介绍成功的。而吴宓也总是当学生的证婚人。梅贻琦更责无旁贷地是一“战时家长”o陈寅恪在楼上用手杖击地板,而楼下的青年讲师们肃然,是一种对前辈的敬仰与体贴。大家的毛病脾气都互知互谅了。一个教授爱关在屋里数钱。而金岳霖喜找孩子们比水果大,大吃小。吴宓还给八岁的孩子江秉权题词,可谓君子风度。夫人们一同做糕做小吃卖出,领活来打毛衣和刺绣。“隔簾分读”令闻一多与华罗庚两家的孩子们至今为友。当地的房东与教授们亦安然共处并无“谁要强行改造谁”一说。西南联大传承既有东方的儒雅,又有西来的,像吴宓对女性尊重优待,据说会场上每当一位女性进入,他就要自己站起来,然后又坐下,人家也没有觉察。他君子风度,自己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这种东西,不言而喻。你非常小心地数你的钱,算你的账,借钱要还,.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不可取不义之财,而且恪守自己的职责。吴宓教授,当轰炸完了后,教室都毁了,他照样在月光下讲他的西方哲学与东方佛教之人生理想。就这样做人,这样做学问,这样走下去,承受了一切,就能够对得起一切,同时就构成了他的人文的结构。邓稼先父子,也是同样。邓以哲一句话“儿啊,你要学科学,不要像我,不要学文,学文对国家没用,学科学对国家有用”决定了邓稼先的一生。这是邓以哲教授在日寇蹂躏神京,愤怒的感悟之言。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么一个一辈子研究哲学的北大哲学系主任,一个教授,在看见敌人铁蹄踏到家门前时,对自己的谴责。本来这种谴责不是属于他的。将士都有不抵抗的。蒋介石叫张学良不要抵抗。他自责,他痛苦。就像吴宓说的,何以为人哪?就说我应该去做和尚,我应该死掉,我不应该这样忍辱偷生。这种东西,包括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老人的绝食而亡。他存在一种自咎感,我不能救这个国家,我就不要活在这个世上。也就是蒋梦麟先生说过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不一样,在事关“国格”和正义的战争中他“以卵击石”他都要干。他就是这种信念。在战胜不了强敌的时候,我牺牲我的生命来报答’国家。西方不一样,西方主张量力而行。这是气节,这种对自己’的责任和要求,也许超出一个文化入的职责。就像现代人说的,不是我的事,是部队的事。但是它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么一种神圣的中国文化人的一个热血的体现。邓稼先父亲的这席话,京城里看到的日本人的淫威,在昆明躲轰炸时看到日机的那种嚣张,这一切,奠基了邓稼先,成为中国的“两弹之父”,成为民族英雄。这是从那一片人文的土壤里边生长出来的一棵擎天大树。无数个高尚的家庭,是人文家园中骄傲矗立的大树。这是中华民族的特征,也是立国之本。 

  • 功臣的小屋--访邓稼先家

    作者:张曼菱 关于:邓稼先夫人许鹿希

    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女士,是“五四”前驱许德珩的女儿。.许德珩是北大人所熟悉的。每年“五四”都请他到学校来。我们捐资铸蔡元培铜像时,曾请他来校园剪彩。有这北大的背景,我以为许女士答应我采访,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料,电话打过去,许鹿希一口拒绝了。她说:“我又没造原子弹。”但从这一句话里,我又听出了,她不愿“出镜”的理由。这是出自知识名门和烈士遗孀的一种自尊与尊严。她不是真的不想谈,她是太珍视了。她会有许多“层次”上的要求,所以不愿意让不懂事的人随意踏入这块圣地。我必须抓住这一线希望,幸好,许女士没有放电话。我就讲了一大堆。我理解这种尊严,我是一个作家,一个北大的学生,不会做那种令她生畏的“炒作”之事。我还告诉她,她所熟悉的某些人们都曾与我合作和信任我。总之,拍摄西南联大这一部片子中,不能够没有邓稼先事迹。最后我讲了一串话,有些咄咄逼人。我说:“如果您不讲,就没有人知道,邓稼先的那些鲜为人知的事迹,他的内在精神与思想,他究竟为什么奉献自己?我们这个民族需要的,还不只是在空中爆炸的原子弹,我们更需要邓稼先身上这种精神上的原子弹。您说,现在的人们和下一代,是不是太需要知道这些了?”她仍然固执着,说:“有书,我们已经写了一本书了,都在里头呢!”这时她已经与我认同了。我说:“可是许女士,当今社会,有多少人有时间去看那些书呢?就连我这个搞文学的人,我告诉您吧,你们写的那本书我也没见着。我们不能放弃媒体,放弃大多数人看的这种影视手段。否则为什么要来拍西南联大?已经那么多的资料,校史专家会搞掂。就是为了让更广泛的社会各层都来了解6邓稼先是属于中国的,人们应该了解他更多的事。"于是她说:“让我考虑考虑吧。”过一天,电话打过去,她说:“那你们来吧。”她的个性既固执又通情理,名门之秀。但只要她一答应,那种态度之认真,准备之周全,真乃落落大方,令人钦敬。那天我们敲开了门,她和整个小屋都在等待着。她为我们准备了照片、杂志、文章。她说:“你们拍吧,这个屋子的东西都没有动,还和邓稼先生前的时候一样。”许鹿希女士是高个子,短发,戴眼镜,从事医学研究,像老北京人一样,穿着朴素的夏装。她令我想起“荆钗布裙”这样的传统。北京现在的房子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不事装修的了,但他们的家里依然毫无装修,平民式的,只是贴上一些朴素的壁纸。许鹿希告诉我,她就是要保持邓稼先当年的样子。有一个什么导演,要拍邓稼先,住在一个小别墅里,有一排警卫什么的,她很生气。我想,这也是她拒绝媒体的原因之一。为了怀念邓稼先的清白人品和他们共度的那纯洁无私的岁月,这套小单元是她刻意保持原样的。她是在用自己的余生来守候着,保存着邓稼先生活过的小屋。那天,她特意为我们在那张双人床上铺上了邓稼先亲自挑选的床单,一幅白底蓝花的“首都十大建筑”图。这是邓稼先当年为了欢迎杨振宁到家里来,专程与妻子到百货大楼买的。当时首都十大建筑,曾经是了不起的令中国人民自豪的成就。可以想见,即使是在自己简单的寒舍里,接待国外老友,邓稼先也在为祖国的建设面貌而骄傲着。家贫有什么,国家富强足可慰。我想,这就是当年邓稼先要回来的原因,是无数人要回到祖国的原因。我到过国外,也被人挽留过,可以住上干净得多舒适得多的房子。可是如果走出了自己住的地方,门外的一切都不是我的,与我无关。就这一点,在国外就永远是穷人。这一张床单,包含着邓稼先的生活理想,也许还有要对老友说的话,尽在其中。他躺在这样的床单上,能睡得香,睡得踏实安然。在床的旁边,一张圆桌上,有一部老式电话。许女士说,安这部电话,当年就是为了邓稼先有时回到家里,指挥罗布泊那边的事情。有一次他刚回家,那边就出了事情。邓稼先就用这部电话镇定地告诉人们,关那里,开那里,读什么数据,控制了一次事故。邓稼先的眼镜、笔筒、茶杯,一一地摆在了我们面前。都是有些破损的,像某个中学教师案上常常见到的,大众化的东西。笔筒是竹节的,茶杯用塑料线编的半截套套着。许鹿希说,邓稼先带着这个杯子从基地到家,去开会,来来回回。在小客厅里摆着两只单人沙发,也只能够摆两只。那就是杨振宁来时,与邓稼先坐着侃侃而谈的位子。几十年阔别,跨洋而来,老友重逢就在这里。我想,当年最为激动的应是杨振宁。因为他在国外时,发现邓稼先从科学界消失已久。忽然有一天,他看到,美国人列出的中国核武器专家中,有邓稼先的名字。他终于知道老同学在做什么了。他知道这位从中学就相熟的友人,已经成为祖国复兴的国防栋梁之才。于是,他在首次归国中,就在“希望会见的人名”里,第一个写上了邓稼先的名字。这是采访杨振宁时,他亲口对我们讲的。终于见面了,老朋友住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简单的地方,只比上海的亭子间略大一些,和很多普通的人们住在一栋楼,一个院里。杨振宁对他的老友是如何为国奉献并泰然自若的,能不心领神会?钦佩之情令昔年的友谊升华。当杨振宁坐在这沙发上,他知道这简洁生活的分量。为了这么一个从贫穷挨打中走出的民族,邓稼先什么都愿意干。我们拥有一些照片。从年轻时候的合影看,邓稼先一直比杨振宁显小,实际年龄也如此。邓稼先曾是一个高大挺拔、英气无比的青年人。而重逢后,杨振宁看到的邓稼先,却是一个明显比自己衰老的、谦和朴素的人。他们又有了另一些合影。这时候邓稼先看起来已经是一位老者,白发苍苍,面容病态,高大的个子有些吃力。这都是为了什么?杨振宁能不明白,不理解吗?杨振宁对我们说过,他每次回国,都要见邓稼先。他是否已经预知到,邓稼先超强透支的身体与生命,正在迅速地滑向黑暗的那一边?当祖国的强大,正在如日东升地放射光芒。这就是邓稼先要的结果。面对这个伟大的补偿是:一个民族站起来了。对于他们那一代人,什么都值了。在客厅的另一面还放了几把镀镍的折叠椅,与沙发相对,围成一圈。许女士说,这就是邓稼先的同事们来了,在这里开个小会,研究工作时的情景。那时门是关着的,家里的人都不进来,其实整个家里也都无入了。邓稼先从来不把工作的文件材料带回家来。只带一个笔记本。而时至今天,许鹿希向我们讲述时,郑重声明,她所说的内容,是国家已经宣布了“解秘”的。刚进屋的时候,我对邓稼先夫人说:“能不能看一下他的奖杯、奖状什么的?”我看见许鹿希的嘴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表情吧。她没有言语,然后她说:“那有什么意思?”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她的感受。我们不应该是冲着那金光灿烂的耀眼的光环而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无数人在中国西北部罗布泊默默献身的无名故事。在他们中,有上万的人至今仍在为辐射造成的种种不治之症所折磨。更有多少个这样朴实无华的家庭在承担着,中华民族在追赶历史进程中的所付出的代价。她说,我准备给你们讲几个小故事。她的讲述正是她回忆中最难以让时光洗涮的故事。作为邓稼先最贴近的人,她告诉我们,邓稼先每一步所承负的分量与苦心。那些故事,发生在我们这些人以及大多数中国人都还懵懵懂懂的年月里。我们那时是只知道欢庆啊,高兴啊,却从来不知道,原来造原子弹的人们,也和整个社会的人们一样,是一面承受着那个时代的危机冲击与压迫,“批斗”与刁难,一面造出来的。一位弹药专家就这样在基地的“批斗”中被打死了。那些人,都是一个人代表着科学进程中“一个台阶”的宝贵人才,有时候失去他们中的一位,中国的原子弹就会迟缓很多日子。当郭永怀在空中遇难时,邓稼先就这样沉痛地说过。我们一直认为:他们应该是一些与动乱的社会相隔绝的特殊人群,在另一个有安全有保险和特殊待遇的环境中,来精密地制造原子弹的。因为他们是为国家所选中的,还有谁敢来为难他们呢?谁料想,他们与当年知青的我们,与在“牛棚”的广大知识分子,却是同处于一个水深火热中。只是,我们已经不必要承担什么了,而他们却仍然在承担着。许鹿希的故事,打破了这些幼稚的谜团。这是一些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段子”,当另文叙述。采访结束时,许鹿希非常激动地说:“我们中国人民再也不用害怕生活在敌国的弹雨下了。我们人民安全了。”她很激动。我想,对于付出了亲人与一生幸福的人们,这就是真正的奖杯,所谓“心甘”。除此,谁能填补她们痛失亲人的一世悲伤?淡泊名利,跟许德珩这个家庭的文化底蕴,和邓稼先这种气派是一致的。许家与邓家原来是世交。许鹿希回忆说,她小的时候随父亲看望邓以蜇教授,曾遇邓稼先爬到院子的门头上,站在那高处迎客,可谓顽皮。后来邓稼先学成回国,在北大医学院任教,她就在那个班读书。那时每逢黄昏,二人方开始散步。邓稼先给她讲了许多自己的抱负,包括当年在联大时,以及昆明如何古朴等等。就在两个高知识分子家庭之间,诞生了一个轻松富裕的小家庭,那是他们一生最幸福的日子。老人也还健在,得享含饴弄孙之福。有张照片上面,就是那段顺利单纯安谧的时光留影。我找到了表现邓稼先时的定位,不是灿烂的发光的那种东西。在一个家庭和无数家庭的悲剧中,中华民族站起来了,民族的喜剧上演在世界舞台上了这种付出,这种对换,这种和平与平等的到来,以自己的血止住了民族的血,以自己的不幸,结束了民族的不幸。这就是伟人的命运啊!能够站在这种对换的天秤上,能够量出自己血肉之躯的分量的人,是历史所选择的人,是民族所指靠的人。在西方,有基督走上十字架的悲悯之心,被视为神明。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了神,有的是以苦难励志的仁人义士、爱国英雄。邓稼先就是这样的中国英雄。一路寻访,我也曾经想过,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接近西南联大,去面对它,才是一种真正的继承和认知呢?有种态度,我以为是不行的,比如说我们要香汤沐浴,礼拜,如走进肃穆圣殿,面对什么“精神雕像”之类的话。那是陈旧的文化观,带着还是“入神之别”的隔离。我终于确认,像我这样的状况,风尘仆仆,来往奔波,心里有创伤,带着自己家庭的历史,同时也承负着社会上某些矛盾,包括什么“资金断绝”,什么盛气凌人,无理阻挠之类的,在这种姿态下,闯进,接触,触摸西南联大,这种道程就是最真实的。只有真诚才不会玷污西南联大。不是在一个寺庙里,闭门读经,听暮鼓晨钟来忆想它。因为西南联大本身就是入世的,它对我的感悟,也不是我蓄意去谋求的,或者是去把它抬高雅颂的,而是在人生行路的点滴之间。我们第二次去邓稼先家的时候,有一个“倒爷”跟我们一块去了。以他那种姿态,猝不及防地接触西南联大,倒是一种很正常的接近,他没有什么文化准备,没有做任何准备。我们在北大的勺园住,每天租一部车子出去采访。因为要拉一些器材,我在楼下找了一辆比较高档的大轿车,一部名牌车。它的司机挺“油”的。他拉了我们两天,跟我们聊天,他原来做生意,现在有一个养狗场,养了豪华名犬,可见他的家当不小。我们这摄制组在他面前都是穷光蛋了。他还去过俄罗斯倒卖服装。他是那种比我们小一辈的,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院校家属,文化也不是很高,直言不讳,很爱喝酒。我告诉他,我们要去邓稼先家。邓稼先他当然知道了。就开到那个楼。他到了楼下,一看,哎呀好普通!就是一个医院的宿舍,楼下小孩在那儿玩石块,老太太买菜回来,非常普通。我们上楼,一看那个老单元房子,那么朴素。他一进去都不敢讲话了。他也不敢屁股随便往那儿坐。他刚坐下那个沙发,我就告诉他,这沙发是杨振宁和邓稼先坐过的,他赶快就站起来了。后来,邓稼先夫人铺了一块毛巾,说可以坐,他说:“我不坐。”我们那天去,补拍邓稼先一张中学时代的照片,我给许鹿希女士送上一本相册。因为上次拍摄时,我看见邓稼先的照片,都是用一些白纸做了一个专门的纸夹吧,装起来了,印象很深。不是说许鹿希女士不重视,而是说他们俭朴惯了,不注意这种外在包装。也许是许鹿希女士认为这洁白的素纸,最能代表她与邓稼先当年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吧。我特意买了一本北大的相册和一对有“北大”字样的茶杯,送给这一对生死夫妻。房子还在,许鹿希仍然是和邓稼先还在这个家里,就送了一对杯子。后来我看见央视请了许鹿希访谈,她仍是拿着那些白纸装成的照片,翻起来发出纸声,没有用我们送的相册。.她是一个很执著的人,她知道如何处理邓稼先的这些事。一天忙下来,晚上吃饭时跟这个司机算账,他忽然一下子不自然起来,说:“我、我、我不要钱,我不要钱。”他惑然不知所措了。其实这个家伙每天拉人,每天都要付他钱的。那一下子,谁也没有说什么话,也不知道他突然间就产生了这种感觉。他就觉得,说不清了。有人为国家民族付出这么多,看见这样伟大的人住在这样地方,他的发财已经不是什么了。我还是将车钱付给他。第二天早上,没有拍摄的事。我走下楼去的时候,好多车还在那儿停着,挺显,眼的,就看见我们这位司机在那儿站着,个头比较高大,挺着个肚子,他说:“嘿!邓稼先就去把那个核弹头去捡起来了,就得了辐射。邓稼先,干吗让邓稼先去捡呢?让我去呀!我算什么呀?应该我去死。”有好多司机都站在那儿听他讲,他很激动,我不打扰他,远远地过去了。昨天晚上的采访,整夜地打动了他。今天早上他站在这些司机丛中,是从内心里叫出来的。他在想,他这么好吃好喝的,为什么让邓稼先去死,应该我去死,应该我去捡那个核弹头。我觉得他仍然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中国人。如果说在若干年前,中华民族发出最后的吼声时,他也一定会去,为民族而死。他这种走近和他这种反应感受,代表一个普通的人,他的良知、他的责任还是没有失去。在那种金钱的潮流中,他可能做了些事,也跟周围的那些环境相适应。但是他忽然地撞见了邓稼先这样的人物,这样的纯净,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价值观,那么他的潜层里也有这个,他发现了,所以他站在北大校园里大叫。这是从心里发出的:“为什么是他去死,应该是我呀!”许多司机在那儿围着听着,显然,也对他肃然起敬了。他是非常自然地走近了西南联大。这是一瞬间,这个早晨,也就够了,证明了很多东西了,证明了西南联大确实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拥有它,是相连的。想当年,当步行团的学生在步行的路上看见那些贫苦的老乡,穷到种鸦片,但是不当亡国奴。师生们发现我们这个民族这股“民气”,还在藏着,还在。像这样的遭遇和发现,它带给我的是那种毫没有戏剧性的东西。我又匆匆忙忙地去找车啊,去谈钱啊,但是它是那么真实。我不必再计较,计较我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做西南联大的事情,比如挺好的条件、受到很尊重的工作待遇啊。我面临好多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使我感觉到,我接近了邓稼先,接近了梅贻琦,接近了“厚德以载物”的这些前贤。他们是在前面走着的人,用这样的匆匆的世俗之行,这种人生脚步,和这种失落与劳苦。我渐渐地觉得,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中心,永远不会走的。我至今想不到亦想不通:为何要派这些重如泰山的人们去戈壁上垒土盖房?又为何必要让邓稼先这样一个身系全局成败的统帅人物,到荒原上用双手捡回核弹头?邓稼先英年早逝谁之罪?难道也是必然?为什么同样是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就不是如此命运?中国社会实在愧疚于他的功臣。可是这是属于民族千秋的事业,并非一朝一代可以完成。每改朝换代,都要动摇科学与文化,那么让这些从事千秋大业的人们如何为之?当邓稼先们在聂荣臻、张爱萍等国防干臣的领导下,就会享受到专程坐飞机的礼遇;而一旦领导们被怀疑,邓稼先们也要被“批斗”。邓稼先在一次核试验失败后,为了查找原因,让别人留在场外,自己一个人走进污染区。这个细节,在那间小屋里采访时,引起了摄制组强烈的震动。一面拍摄,我们又悲愤又痛心。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为什么非得是他?为什么一个核武器研究的总负责人,要亲临现场和自己接受致命的核污染?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吗?邓稼先这样做,这个似乎偶然的疏忽,其实在那个时代里是一种命定的抉择。他必须这样做。他的一贯行为作风导致了他必须这样做。他的为人性格在那种试验失败、情况不明的时候,必须那样做。他的信念,献出自己,“交出生命也要把这个事业做成功”的初衷,决定了他这样做。杨振宁有一篇纪念邓稼先的文章,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初中二年级语文课文。我在编纂那一集的时候,就从孩子们念课文开始的。阳光灿烂,五星红旗,以及杨振宁对挚友献身事业的最深刻的理解与赞美,使牺牲变得令人能够接受。否则,感觉到这一集太沉重了,连编者尚且难以支撑。杨的文章,一开头的标题是——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结束语是“对这巨大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杨在这里对100年来的中国历史进行简略回顾,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埋藏着更生动切肤的回忆,这就是8年的抗日战争。他和邓稼先都在昆明跑过警报。由于当时战争的影响,联大的研究,其实所得成效甚微。任之恭教授曾说过:“我常常为没有获得直接的成功而沮丧,然而,由于看到昆明经历了战争的青年科学家的力量和潜能,我觉得有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丰富经验和深深的极大满足。”正是这些“青年科学家”,后来成了侵略者的天敌。“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在日本人狂轰滥炸昆明的20年后,新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在爆炸原子弹的命令书上签字的,就是当时在昆明躲警报的邓稼先。杨振宁在文章中将邓稼先与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进行了一番比较,同是中国与美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杨说,要在当时的中国造原子弹是太难了,倘若是美国的这位奥本海默来,也造不出来。因为中国的国情,必须是邓稼先这样朴实得让工农认同的人,赤诚到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大派”都相信他,从而才会在他的领导下团结起来造原子弹。杨振宁还说,如果是他自己和科学家圈内的任何一个人去,都不行。在那些“工宣队”的包围下,恐怕要发生惨案。但是邓稼先行,他能说服那些头脑简单朴实的人们,而当时正是这样一些人,被利用来操纵局面的。邓稼先知道,也绕不开他们,但他们也要中国强大。杨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崇高奉献精神的儿子。”他能够得到工人和农民的信任。在工农的眼中,他就是他们一样的人。邓稼先有一种纯的品格。他忠厚平实,从不骄人。在那种时候,“学习班”办到了原子弹基地,国宝级的专家被批斗。邓稼先意识到,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付出、自己的精神感召,才能把混乱的人们团结在一起,才能将这项事业进行下去。他那默默的乐观的人格力量,他那种“我不去谁去”的行为准则,早已经在这一次试验失败之前的无数工作中就已经形成了如果试验失败的原因查不到,将会导致什么样严重的后果?这也是邓稼先亲临现场的一个原因。那时动辄说你搞“破坏”,不知又要伤及多少无辜者,又要损失几员大将。另外,留下没有起爆的核弹头,就留下了危险,在我们的土地上。而这颗核弹头价值人民币又是多少,拿了回来,还可以再做一次试验。我又想起了闻一多在“四烈士”罹难后说的:“我不能走。”同样的话,邓稼先在罗布泊就说过。闻一多的死,乍看起来似乎也是可以避免的。有许多人早就叫他走,死亡的明示一直在他的门口,但是他在那一刻似乎极不开窍,当学校和熟人们已经撤离。为了什么?他心目中那重如泰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势不可屈。历史就是这样,总是让他们的性格发挥到一个极致,在普通人以为是可以思难而退的地方,凸现出这些英杰。杨振宁最后一次见到邓稼先,是在他逝世前一周,在医院的病房走廊上,他们合影了。那时邓已是全身大出血,不可遏止。高强射线导致的不治之症。许鹿希指给我们看,在照片上,邓的嘴角上还隐约有揩不尽的血痕,他已经全身大出血,但他仍然微笑着。我感到他是一种壮志已酬,得其所哉的欣慰。他最后的留言是:“我死而无憾。”世上有几人可以如此而走?那天,杨振宁送了一束鲜花到病房里。邓对妻子说,振宁知道我要走了,这是西方人的礼仪。他嘱咐妻子,在他辞世以后,将一方宝砚送给杨振宁夫妇,以志世纪之情。他还说,杨振宁一生中对他帮助甚多,难以报答。在杨振宁给许鹿希的信上说:“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回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这是人类高尚心灵所追求与认可的价值观。他对邓稼先的怀念将与生共存,在这篇名为《邓稼先》的文章中表达淋漓。杨振宁写道:“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选择他已走过的道路。”这句话,可谓是天涯知己,肺腑之言。他后来只能到八宝山去看望挚友了。再次登门,在杨振宁的心中克制着一个世纪的情感风暴。他又来到这间小屋里,友人走了,人去楼空。这位举世著名的物理学家手执张爱萍所书的“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白布,谦恭地站在小屋的中间,留下了一张照片。这令我想起了另一张照片,那是邓稼先有一次出差杭州时,站在“精忠报国”的古墙前面拍的。许女士说,邓稼先一向是不喜欢拍照的,可这张照片却是他主动拉着同事去拍的。站在这古意盎然的四个字面前,穿着棉袄的邓稼先,已经显得苍老甚至有些龙钟了。他的青春与智慧,生命与年华都融入了这四个字中——“精忠报国”。 

  • 吴宓式的固执

    作者:张曼菱

    一个人的固执可能在当时,或者在面对面的时候会引起不快,但是这种倔犟可能经过时代、经过历史,会对整个文化、整个民族起到难以言尽的一种贡献。这是我看《吴宓日记》和见到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女士,拍摄《吴宓日记》手稿的时候所感受到的。那天我正在北京燥热街头驰车赶着去清华大学,突然接到电话,是吴学昭,她说:“如果要拍吴宓日记原稿,就现在来,过了时间,就不再接待了。”我急忙掉头就往那头跑,一面打电话给清华图书馆,他们也说,那肯定还是先去吴学昭先生家吧,不要紧,我们这边可以等。吴学昭是蒋南翔的夫人,我已经听过她历经患难浩劫的故事,我觉得她太是吴宓的女儿了。吴宓应该有这种女儿:真挚、纯情、执著。所以,心里面对她怀有敬意。再加上《吴宓日记》能够这样毫无修改的问世,我觉得,不见面就已经明白了这位女士的那种文化胸襟,和对她父亲的真正价值的认识。所以,我对吴女士是充满敬意的,诚惶诚恐,惟命是从。越是性格严厉,很难说话的人,一旦她答应以后,她一定会进行非常严肃认真的准备。这是一些生活态度很严肃的人。像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和吴宓女儿都是这种人。这种人家认为好像性格固执,好像有脾气的老太太,一旦你有幸走进她们的内心世界,就会感到她们的内心充满了一种光明。只是她们把这种光芒紧紧地封闭在她们的天地里面了。在外面的这种世界上好像消失了一样。其实光芒是存在的,就像一颗恒星一样。我到的这个小院子,是我曾经采访过的地方。我来找过费孝通,就像我发现任继愈和梅祖彦原来住在一个院子一样的,总是一直到了面前才认出原来是我来过的地方。到了楼上,就看见吴学昭女士已经在桌子上和茶几上都摊开了吴宓的手稿,而且我在电话里提到所需要的内容,例如“蒙自雷稀饭”,当时在汽车上还想到“轰炸”,想到“转移”,她都已经给我翻出来了。手稿都保存得非常好,解放前的都是装订成本的,写着漂亮的英文封面。她还给我看了“文化大革命”中用烟壳纸写的日记,吴宓那天被“工宣队”将双腿打烂,不能行动,还在写。我拿起那页手稿的时候,热泪盈眶。我心里说一吴宓先生面对你这样的文化态度,这样的文化人,我们还不能……我本来是一个很自信骄傲的,自认为在文化上还没有说过假话,也没有吹嘘,那种言不由衷的东西,我没有出卖和违背我们的传统。但是,我仍然流下惭愧的泪。我内心向吴宓先生致敬,那种相信文化的力量的信仰,用文化的力量来控诉和记载一切。“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吴宓仿佛在说:我将你们都记下,我把这一切都要记下来,我相信只要有文字和文化存在,就会有公理。这样一种信念,我在吴宓先生的面前,我惭愧。我经常会灰心,经常会愤怒,我没有他那么执著的文化的信念。这绝不是一种盲目的行为,公理?我相信他是想过的。从他在“七七事变”后,想到的要为僧,要就义,“生复何用”的自谴,陈寅恪在其父殉国后想到的是“经世救国”,他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停止中断对未来的判断与思虑的,并以信念指导一生。那一页,记载了他被打烂了腿的内容,但那日月、字迹,依然与活在一种悠游环境中的蝇头小字一样的细致的注释、一样的语气、一样的那种沉静的气概,就像还在西南联大和清华园时不受什么刺激一样的。不变的《吴宓日记》,不变的吴宓先生。我为我们中华文化有吴宓先生而自豪,也为我能亲眼看到他的手稿而荣幸。我和这几张烟壳纸写的手稿照了一张相,内心充满一种敬意。我向吴学昭女士表达我对她原文出版《吴宓日记》的敬意,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样一本真诚的文人日记,环球都知道了:中国的真实文化还活着。吴女士也恳切地对哉讲:因为我们已经年纪大了,我们已经耐不住那些更多的打扰,所以我就只能这样了。我说:您放心,吴学昭女士,我决不会第二次来打扰了。虽然我们可能在片中还会用更多的《吴宓日记》片断,但我们已经拍下了这么多的封面镜头,可以用迭出的方法表现,我已经买了一套书。我跟她再见了,告别了这位严肃的、整洁的、长得特别像吴宓的学昭女士。一位作家曾经问过我,《吴宓日记》里有没有一些关于他对他前妻怎么不满,为什么分居,离婚的理由,我告诉他,《吴宓日记》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它非常含蓄,它保持一种君子风度。只是说什么“甚不快’’啊,并且还常有“劝慰之”。他非常地认真履行他做父亲的职责,当前妻写信来说,孩子不好管教的事,还是进行调解,要寄钱什么的,从这一点他不像有的人在日记里损人,骂人什么的,这个恐怕是现在很多人无从想象的,那种在日记里也是尊重别人、彬彬有礼的表里如一的人格。另外,一方面现在人对他们的日记也可能想象不到的内容,比如朱自清在里面写,在“味美斋”吃米线,“味甚美”,他就吃完了还吃,回来“食过量”不舒服;朱自清曾记录一次派对上面,某教授夫人舞姿很美,而自己太太的舞姿则不怎么样等等。他们也有俏皮。像这些东西也都记载在日记里了。如果说是另外一面,也是现代人没有发现的。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自己的特性和隐私,也是比较自然和本色。它的特点就是没有蓄意的,它也不掩盖,所以现代人想到里边找的东西会找不到,而看到的东西也会出入意外。现实中我们的文化心态、我们的日记已经离真实、离本性太远了。在这些半个世纪以前的日记里寻找一种生活的本性,让我们觉得回味,也拉近了我们和人性文化,也就是人文的这种距离。这些人从事的,才是“人文”。《吴宓日记》带给我回到精神本原的澄净,文格、人格,无论高低文野,首先要真挚本色,源于“人”的文,才有价值啊!感谢吴学昭女士将这固执的日记,固执地出版问世。吴宓似的固执,这正是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所缺失的品质。  

  • 钻石品质——纪念费孝通

    作者:张曼菱 关于:费孝通

    人们将婚姻的品质依次列为纸、铁、银、金、钻石等级。钻石为最高级别。此文以“钻石”为喻,除了它的珍稀昂贵,由地层千万年运动才生成;我更注重钻石的攻坚品质。它能切割,钻探,总被安放在人类向大自然进取、发现的尖端上,寄托着探索者的勇气和刚锐,开发着前进的希望。这种品质,也是人文学者所不可或缺的。近代中国自开放“维新”,“五四”启蒙,一批批人怀拳拳爱国之心,跨国求学继而返回本土实践,于是在人文学科方面,为中华民族造就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其中陈寅恪、马寅初、费孝通、任继愈、季羡林等,为我幸而略知者。称他们为“钻石”。这与他们在事业上的功能特性是相符的。他们都是“非包装品”,是“本质的学者”,以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实践,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开拓着世界级的领域。以费孝通与陈寅恪为例,在当时属两代人,学科亦有别。但他们亦有其性:都重视社会具体情况,各自从历史资料和现实调查出发,而鄙视“空头主义”之类,都不提倡玄学。一个在民间调查,一个在经史中调查;都认为具体经验的总结是最重要的;一个要改良社会,一个要“经世治国”;他们都与国际学术界有广泛接触联系。陈寅恪后来是“著书唯剩颂红妆”了.一颗搏击大地的稀有钻石,变成了绣花针。马寅初,据报载是超脱放达而长寿的。当然不知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一本可以秉承千秋、纵横天下的《农书》,一生报国的心血,是他亲自烧掉了。科学的真话闭口了。当年如留只字片纸,不能惠及天下,反而祸及九族。我们惜之亦只能是谅之了。用当时的话说,“鲁迅若在也要令他闭嘴”。但“已作真金,矩复为矿?”钻石岂能化作绕指柔?一大批具有钻石品质的知识分子遂为玉碎。费孝通亦难逃此劫,尽管他曾经有过政治方面的贡献。费孝通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受苦难考验最多的一个,也是较特殊和令人钦佩的一个,苦难过早地来临使他成为一个人生的样本。私己的痛苦是永远难以消解的。青年费孝通曾因为开创中国社会学调查,在广西的深山中失去新婚妻子。“从此我再没有快乐……”这是费孝通在回忆这段伤感往事时所说的话,平淡而悲哀到极限。读他的话时,正值我的父亲猝逝。我有此悲哀的体会。亲人的面影成为自责的源泉,而亲人是如此地无私地奉献出,自己却又是如此地专注于事业不计亲情牺牲。面对最崇高的事业,牺牲的也应该是自我,而不是爱自己的亲人。恰恰自己没有牺牲,而自己最珍视的亲人却先于自己而牺牲。事发的当时都有偶因,偶然的时刻.偶然的遭遇和失算。可在一个将其一生视为一种钻探的实践学者那儿,每一个偶然,又无不与自己的专注于事业有关。最痛苦的深渊还不是鲜血,而是鲜血中的自责。对这位最早开创中国社会学、付出青春代价和整个生命的先驱者r我心怀深沉的敬重。这件惨痛的往事,在我多次面对90高龄的费老时,依然不敢张口提及。当年费孝通在对江村的调查中重新站立起来,他必不再是那个新婚燕尔时的费孝通了。入在这种莫及的灾难中,不是沉沦崩溃,就是凭藉着理性与事业的支架,重新站起来,获得孤寒中新的平衡。费孝通在青年时代经历苦难而来的这种平衡,是由其对事业对中国的责任感来填补巨大的人生空缺而创造出来的,是伟大和伟大者的特征。因此,凡获得这种平衡的人就不会太容易失却它。这种“情”与“智”与意志的平衡,成为坚强的底线的人格构架,使费孝通在若干年后,在成为全国著名的大“右派”、“帝国主义走狗”等等之后,仍然东山再起。“就是这种关心中国社会的民族情绪和企图减轻中国人民痛苦的愿望,促使费孝通学习社会学。”(《费孝通传》[美]戴维·阿古什著)在20世纪40年代,他曾经将挣稿费负担家庭,与写通俗文章向大众普及社会学的目标和谐起来。对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这种生活都是一种福祉。费孝通说:“我认识到我有义务经常把我的观点让广大群众知道,使他们受到教益。‘费老在90高龄曾来云南一游。他对我说过一些特别的话,例如:“我是思想上的马帮”,再如“云南人的性格像山茶花一样美”o这不是一位老人,乃是一位不歇不息的求索者,永远弥漫着自由生活的气息。一个人的性格应当在最后臻于完整。费老坚定地保存着他最初的最优秀的钻石意识,那种“用钻石作探头”的意识,总是切入进最坚硬的层面去。费孝通曾经有这样的描述:“一个愉快的家庭,.一个小花园,一种对自己的价值的信心,和邻居常来常往……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最好的生活方式。”愿热爱小花园和山茶花的费孝通,安息在天国的花园。按中国民间的说法,一切苦难最好的结局是佛。进入高龄的费孝通,已经是以佛的宽恕的笑容对待这个夺去了他太多生命的世界。这是我们对这位饱受折磨与付出的暮年志士无可挑剔的。但以费孝通等为代表的整个一代学者的探索与批判精神,在后来的岁月里由于时代消磨而减弱或消失,却是不可忽略的学界特征,是一个时代的教训。文化是有功能性的,也有其神圣的一面。人文学者于是认定文化的不可取代性。文化的毁坏贻害整个社会。所以捍卫文化不是孤立的,亦是捍卫整个社会。西方思想家们以战斗至死为归宿,鲁迅亦说过“死也不宽恕”的话,我们的学者何以有着如此多的“难得糊涂”的结局?消失了的那一层批判的精神,那是“灵魂”,而不仅只是一种忠诚与热忱,更非是无限的忍耐,那黑夜中拍案而起的一搏,难道已全然金铄石销。前方,一个亟待发展的民族仍然需要“钻石”。 

  • 董树屏 采访手记

    作者:张曼菱 关于:董树屏

    他不用你提问,就如此脉络清楚地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他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内容,最重要的变化,都是和日本人、和日本入侵略中国那场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经历已经充实在他的血管里,随时与他的心脏一起跳动,永远不会消失了。山河之痛,家园之痛,永远地留在董树屏老人身上了。时光的流逝对他的影响不大。清华园里受人敬重的前辈教授;他的学生今天成了“两弹一星”的功臣、火箭专家。他对往事的回忆如此清晰,仿佛他还是那名个头矮小的孩子,贫苦农民家的学生,跟着老师一起作春天的郊游时,受日本兵的盘查、打骂、被关押,往鼻孔里灌洋油。这就是亡国奴的滋味。他走过的东北青年流浪入关的道路,立刻与我熟悉的萧红萧军的流亡脚印重合了。东北流亡青年后来在西南联大,在整个大后方发生的作用,是一只火把的作用,点燃了民族反抗的熊熊烈焰。董树屏曾经瞪着仇恨的眼睛,站在张学良的面前,要求:“给一支枪,打回东北去”。正是这股血气,使他担当起清华物资转移的千里重任。而下面董先生所讲述的为清华转移工学院器材的过程,以及在昆明用这些器材进行教学与生产的事情,都隐含着一个重大的历史信息:这就是梅贻琦在“九一八”之后,对形势的充分估计和深远决策。在三校之中,梅校长是作出了敏捷反应和系统布置的唯一校长。陈岱孙先生在《往事偶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有一段相关内容:   “清华大学,在1936年冬天,还把经过选择的书籍、仪器,在接连好几个深夜,从清华园火车站运往武汉库存,也是预备一旦战事爆发校迁长沙时,可应新校教学研究的急需(在长沙临大成立后不久又决定迁滇时,这一部分书籍、仪器才又从武汉船运至四川重庆,并在一次敌机突袭中全部炸毁)。”董树屏的访谈把这过程具体化了:“我那个时候是工学院的教员,把轻便设备整理好,还有图书馆的图书,还有别的系的,运到武汉。从1935年起就运。一直到1937年,北大、清华、南开先到了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不到一年的时间,长沙已经很危险了。临大从1937年开始,分三路到昆明。当时帮我安排的,有一个图书馆的高级职员,还有土木系的一个教员,两位。把武汉存的东西,坐船进川,运往昆明去。”董树屏的亲身经历,说明陈岱老记忆有误,这批物资并没有“全部炸毁”,而是继续运往了昆明,并在西南联大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梅贻琦的远见与敏捷,使得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工学院拥有了当时最完备的教学设施。因此后来报考西南联大的很多青年都选择或者改系为“工科”学生了。云南白族青年王希季,报考工学院,曾经是董树屏的学生,对他的严格要求有深刻印象。王希季后来成为火箭专家,获“两弹一星”勋章。台北冯钟豫先生在访谈中说,“1937年赶上七七事变,日本军队攻进了北京。那个时候我是在清华大学土木系二年级。照例,一个土木系二年级的学生,要在外边做现场实习。这次实习,就是清华接受了山东省济宁县县长的委托,让我们画全县的地形图。工作开始没有多久就赶上七七事变。所以到了8月间,学校已经不能回去了,学校就让我们从山东济宁到湖南长沙。”当年的工学院院长施加炀先生有回忆,梅校长让他在学生出去实习时尽量多带设备走。后来果然他们一出去就再没有回来,直接带着设备去长沙了。我曾经在清华园拜访过施加炀先生,他已经基本不能说话了。只是点头应和我的话。他的夫人向我回忆,在昆明跑警报时,她在防空洞里生小孩的事情。董树屏当年是一位年青的助教,他是从施加炀院长那里得到的任务。所以冯友兰说,梅贻琦如果是政府官员,中国在抗战中的损失可能会减少。我那次采访完董树屏先生,摄制组还在北大滞留时,忽传出他去世的消息。不禁愕然。这位高龄老者保持着那股虎虎生威的东北气质,侃侃而谈,那里像一个即将离世之人。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止一次。也许是老学长们觉得已经把前事交代,心头一松,走了。这使得我背负的担子更加沉重。 

  • 任继愈 采访手记

    作者:张曼菱 关于:任继愈及冯钟芸

    首访任先生,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三里河,一楼客厅里,那遮蔽了整整一面墙壁的古色古香的书柜,摄影师用作了背景。倜傥的任先生坐在那里侃侃而谈。我们一见如故。从此达成十几年的情谊。任继愈是那一代“生于忧患”的学人之代表。在西南联大,他前半段是学生,后半段是教员,与这所大学相始终、共命运八年。“七七”事变时,任继愈在山东老家度假,他看到报纸登了启事,去长沙报到。开学后,爆发了“是上前线还是继续读书”的激烈争论。一些学生上了前线。钱穆教授说:“如果我们把到后方来读书当做是苟安,不如上前线去作战的好。我们既然到了这里,就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才对得起国家和前方将士。”这场争论有了归结:为国家保住“读书的种子”,用上前线的精神来读书。争论提升了师生们日后到昆明西南联大的读书境界当时他离毕业还有一年,正在考虑自己在哲学中的研究方向。长沙“临大”这应该是对青年任继愈的一次志向上的“粹火”。任继愈当年寄宿于南岳的古寺中。他告诉我,夜间听见虎啸,早晨起来,曾看到在寺院的树枝上,挂着虎毛。青年人毫无畏惧,他游遍南岳名山,惊讶于中国的儒道释可以在同一座山上相安。我也曾遨游到此。岳麓书院虽然没有被长沙临时大学借用,但它那一副对联,一定是深入学人之心了:“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开办的宗旨,不是为“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也不是为了“习为言语,文辞之功而已”,而是为“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虽然书院一直以儒家和理学著称,但其实它的宗旨是广义的,是中国文人与文化的“民为贵”的思想精华。我以为,西南联大校歌中的“衡山湘水”,当出自岳麓书院讲台的长联句:“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岳麓书院的历史文脉令我想到任继愈后来主持的北京国图文渊阁。这种“经世救国,当以精神文化为宗旨”的思想,贯穿西南联大与整个战时大学和战时文化界,是为当时文人立世的基础,联合的初衷。岳麓书院后面的爱晚亭,与醉翁亭、湖心亭、陶然亭并称中国“四大名亭”。而尤以爱晚亭最为励志。毛泽东当年曾经在此过夜,以磨炼自己。毛的《水调歌头》“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是他萌发于此地的青春壮怀之写照。当年长沙临时大学的学子们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氛围中,面对山川秀美,肩负国难之沉重,当是一种更加沉吟凝重的心态。这方古代之楚地,人杰地灵。虽然三校仅只是“暂驻足 衡山湘水”,却为他们踏上更加荒僻的征途,预备了深厚的历史与精神的底蕴。当学校再迁昆明。为了彰显大学的存在与不屈的气概,一部分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到云南去。当时有这样一个精神性的背景。学校当局认为,如果全体人员都从海外从国外转移,是一种耻辱。必须有一支人马代表着这个学校,从还存在着的国土上走过去。任先生拿出一幅刚到达昆明时的纪念照片:一个穿着灰白色棉军服的青年。那套服装是当年长沙临时大学的“步行团”离开长沙奔赴昆明的时候,张治中将军送给他们的,一人一套,还有雨伞水壶等行军装备。在采访中,我发现很多有志向有刚性的学长都选择了步行,也许是步行练就了他们后来的刚性和志向,也许他们本来就有些与众不同。任继愈回忆:“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育。因为我一直在城市里长大和学习,真正的农村基层没有接触过。到抗战开始,经过从湖南长沙到常德到湘西这么过去,一直到贵阳,然后再往西走。有一段路是跟长征的路线相重合的,古代的《徐霞客游记》里头也提到过这一条路线。这次走路对我教育最大,真是看见最基层的人民是怎么活的,感触很大。”人民极其寒苦,但“当亡国奴,他们不干”。“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从上到下不愿当亡国奴。当时这种生活百姓就很艰难,也很痛苦,但能忍受。可是日本人来他就不能忍受。其实打日本,他们是很积极的。这是有志气,是民族志气!”在贵州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县长贴出布告,称这些路过的大学生是未来的“社会领袖”,为民族的希望,要求当地人为他们提供干净的住处。而一位保长在集市上敲锣,传令乡民们不能涨价。因为有学生老师要路过和购买。“那时候我感觉到,中华民族文化渗透在穷乡僻壤里。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专攻中国哲学史。”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遭受灭亡危机之时,回报他的人民,就是在他的学业中,为这个民族维护它独特的文化与尊严。在当代哲学家中,如任继愈这样曾经“用脚掌丈量过大地”的人太少了。在大陆哲学界据有权威地位的他,而对下层人民始终有着充分的尊重和深切体会。任继愈对我说过,他喜欢云南人“有脾气”。有脾气意味着有尊严,不接受收买。不是拿出一点钱来就“摆平”了。在多次与我谈话中,他列举社会上的一些事例,都提到“民气”这个话题。只要“民气不衰”,他认为就有希望。任继愈谈到联大导师对他的影响有二:一是要看到世界,二是文理不能分割。他认为,现在大学学科越分越细,有弊病。学生出了那个圈子后,不会思维,不会联系。“要看到世界,文理不要那么分割。国内外,古与今,中与外,都要融汇进来。因为文化本身是一个综合体,为了教学方便,分了这个系,那个系,课讲起来是方便,便对真正接受的,培养的人来说,要把知识凑合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凑合盛开个整体。”  步行团走过贵州,一路上见到人民背盐、种罂粟为生。我曾经参加“步行串连”,从昆明走到长沙,与任先生他们的路线反向重合。在贵州山地,到了“文革”时期还是那么贫瘠。人们没有完整的衣服,一家人围着火塘,烧洋芋蘸辣椒粉吃。任继愈说:“当年国弱,而‘民气’依然不可被征服,是当时鼓舞和支撑师生们的一个精神源泉。”“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从上到下不愿当亡国奴。 老乡们也是这样。小日本非把它打跑不可。当时的生活很困难,很痛苦,但是日本人来,他就不能忍受。打日本,他们是很积极的。 有志气,民族志气。那时候,我就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渗透在穷乡僻壤里头,不光是在上层。 所以我从那时起就专攻中国哲学史,过去我在大学学外国哲学多一点。”通过这次步行,任继愈对这个苦难中的民族产生了深刻的理解与信心,从而选择他一生的事业。这样志存高远的学人,在那个时代不罕见。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中坚力量。“1938年联大迁滇,因昆明校舍不敷,文法两院暂设蒙自东门外原法国银行及原法国领事馆旧址。校舍仍嫌不足”——郑天挺1981.3.28在云南蒙自栖身时,师生们常去一个小铺喝粥。吴宓教授为小铺主人写过一副对联:“无名安市隐,有业利群生”。那个时代的鸿学大儒,对边地和民间具有深刻的理解与尊重、欣赏。他们没有今天学界的浅薄和浮躁气息。任先生专门讲了这件事。他说,那位熬粥的雷氏非一般市井之辈, 他常与联大的师生们交谈,从时事到历史。大学“南迁”之旅,使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精神走出了象牙塔,士大夫之气节与民间之民气相遇、相激励,这是一次民族精神的再造。任继愈坚持着这条“接地气”的道路。这样的学术涵盖,在当今学院中已经萎缩。他曾对我说:“我很喜欢云南人这个民风,非常的朴实,比如过去 在上海吧,有一些事情,出了些问题,你拿着钱就能够摆平了,解决了。云南不行,给他钱也不行。这个非常可贵。”令先生深深怀念的,是当年战时大学那股有精神方向的浓郁氛围 。在《<西南联大启示录>观后感》一文里,先生写道: “抗战胜利后,日本投降,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各回原址办学,生活条件、教学条件都有了显著改善。三校分开后,各立门户,日子过得还不错,总感到似乎还缺少点什么。西南联大的形象长期留在人们记忆里,历久弥新。”第二次采访任老,请他给讲解那篇由冯友兰先生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这是由冯先生的女儿宗璞点名提出来的,她当场给她的堂姐冯钟芸先生打了电话。后来,因为我选择了“追求史实”,而“文采次之”的风格,这一段讲释没有用进《启示录》一片中。第三次采访任继愈,出于“求援”。当时“启示录”这部片子已定在央视10频道的“探索与发现”栏目播出,为吻合栏目时间长度,正在进行一次大的剪裁,并决定增加充实当年师生们南下的细节。学生方面的,数去竟唯有任继愈是可以寻访到的“南下”之人。他属于当年从老家(山东)看到通知后赶赴长沙的学生。他慨然允应,地点就在国图楼上,他的办公室。任继愈应是文科学生走出象牙塔的一个经典。任继愈是其中的幸运者,以他的年轻、才气,博大思维,成为烈火中铸成的凤凰。而许许多多的人都没有如此幸运,在烈火中涅柴了。陈寅恪先生,史学之奇才、大家,在这战火中不仅丧失了宝贵的研究资料,而且丧失了眼力,疾不待治,错过了他一生治学的盛年时期。我曾经产生一个思路:用这么几个“学魂”与事业的铸成,具体几个人物,来说明这场战争洗礼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在抗战中,文化有被摧残的一面,亦有被成就的一面。但这个思路涉及太深,容易引起争论。若这样来编片,已经不是客观的史,而是立足于“论”,人物的特色和各方面局限性很大。我只能放下,先作一个史的轮廓。在办公室里,我们拍摄到一本任先生为我们找出的珍稀画册,是当年日军和同盟国友军在中国拍摄的战争照片。北平沦陷时期的几张照片,后来用在片子里了。央视的人都感到惊异,没见过,连问我“从哪儿搞到的?”任继愈提纲挈领的哲思,洞彻历史的见地,谈笑风生的潇洒,使我在最初的关于片子的构思、定位、风格、角度等等诸方面获得了最直接的营养。最终形成了这一部文学的、细节的、故事的、寓理的、淡泊而言简意赅的专题片。                     在十几年的相处中,先生以人格的力量向我继续阐述着“气节”这个并非抽象的信念。2002 年秋,在勺园会议厅开研讨会,名家云集,大家都等着任继愈先生来作首席发言。我电话催促,任先生说,因夫人冯先生有恙,故不出门了。 2003 年初春,《启示录》突遭“封杀”。 寒风凛冽中,任先生出现在北大图书馆的石阶前,他一手拄杖,点路前行。他只有一只眼的视力,却不要我上前搀扶,一蹬一蹬地以杖引路,走进会议厅,来参加这个应对“封杀”的校友理事扩大会。 沈克琦先生告诉我,任先生一般都不参加校友会开会。 “疾风知劲草。”会议上,任先生第一个发言。凛然而来,开口却和顺。他说:“《启示录》是很有意义的好片子,不应该‘封杀’,还应该更大宣扬。” 先生使我知道,如何用不张扬的语言,讲出那种“有骨头”的话来。回到昆明,我给先生打电话。他问:“咱们的《启示录》怎么样了?”他把这部正在被“封杀”中的作品称作“咱们的”,给了我勇气和温暖。先生给我他写的评论文章,却又告诉我 :“不发表,是给你看的。”在文章中,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表扬这部纪录片,说它真实,不张扬,是“集腋成裘、积沙成塔”之作。他还说我是“用西南联大的精神制作这片子”的,对我勉励有加。文中没有直接批评“不足”,而是提供大量史实补充了西南联大的“文科成就”,这一面至今为人们所忽视,也是片子的不足之处。任继愈注重内在传承和知音交流,类于古风。先生貌和神谦,内藏铁骨铮铮。他是将信念贯穿于学术与人生的。我将自己的书送先生,他说:“你的笔很野。” 我一愣,他却说:“这很好,别人想野还野不了呢!” 先生每对我说:“你到北京,就到家里来。” 某高官拟托我请先生“吃饭”。先生摇头拒绝。 任继愈深谙进退之道。到晚年,他大量地精简人生,采取了“无为而无不为”的智者抉择,他以高龄之身主持编撰巨型经典,保持自己宁静的环境。   任继愈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可是有人将所焚之书的内容背 下来,口口相传。这就是“诗书丧,犹有舌。”《尚书》,就是这么来的。他以史为据,点明了知识分子对一个民族所负有的责任,那就是创造和传播文化。我从昆明打电话过去,谈起他新注的《道德经》。 一周后,先生亲手题写的新书就寄到我手上。 在我与任先生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袭用古人的名言来说自己的观点。他总是说“大白话”,就像《菜根谭》,用最浅显的话。这是他已经形成的文化格式。这使我想到老子的“大音希声”。体味先生的深意,我以为有如下几个因素:一是在学术上的身份清晰。他是现代人,是研究者,不是重复者。二是自信。他认为以自己的语言完全可以表述今天的观点。 三是区分。他认为古今有别,古人的意思不可完全地套在现代的事物上。 四是重“现在”。 他认为,活生生的现实正在发展之中,现代人应当使自己处于一种不断探索与发现的状况下,而不是抱着守旧的陈调。 任继愈的“内养”达到了举重若轻的境界。他不用那些张扬的语言,也从不给别人以紧张感,总是淡淡的,轻言细语,时夹以“哎”, 表达一种会意。中国古人以“气”论“道”。任先生正是一个“打通了气脉”的知识分子。这股“气”贯穿他的学术生涯,支撑他的多舛人生。与先生的情谊,令我想起那句古话:“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任重说:“你每次来,他都特别高兴。他喜欢跟你谈话。你们俩的思想是一样的。”先生终其一生研究“老子”。他的态度及语气却是“节节退后”,越到晚年,越觉得难解。每出一本新书,都会说自己原来的理解还要商榷。这种治学的精神,今世还有几人?老子说,道是“无状之状,无物之像”。这个意思包含了世界的变化,顺势而成的规律,不拘一格的思考。老子理念已经渗透中国文化,诸如亏盈之道、祸福相随、事缓则圆、否极泰来等等。这在西方的哲学里,是找不到“应对”语汇的。我对先生说:“道”就是智慧。“诸子”都是思想。而思想是受“道”所统领的。所以孔子求教于老子,“诸子百家”不与老子辩论。无论从个体生命,到世事沉浮,天下归属,与不无“道”有关。曹操、韩愈的文章大气磅礴,皆与“道家”相通。陶潜的诗受人喜爱,因他有“纵浪大化中”的理念。大乘佛教和禅,都有道家的影子。先生则高屋建瓴,经世致用。他说:如果没有道家,中国政权更迭的历史会更加残酷。是道家的理念,给了社会、人民与文化休养生息的空间。我说,我离不开山水和自由。先生笑曰:这就是“道”啊!冯先生猝逝,我惴惴地去电话吊唁。任先生平静地说:“年纪大了。” 一句话,表明了他对生死的“平常心”。闻知先生在休息两天后,依然每日编书不已。2007 年秋,我至南沙沟。坐定捧茶,他说“等一下”,起身出了客厅。 先生再来,手心中捧着东西。到桌上一展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两枚校徽。颜色有别,分为学生和教师所佩戴。 随我同去的人们上前去拍摄。待众人拍摄毕,任先生将两枚校徽再拿到手上,他拉起我的手,打开我手心,将校徽放到我手中。他说:“昨晚接到你的电话,我把它们找出来了。就等着今天你来,送给你。”见我愕然,他说:“这两件东西,送给你是最合适的。因为你有这个感情。  一枚我当学生,一枚毕业后我留校任教。背后的号码就是我当年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身份号码。这都记载入档的,在联大档案中能查到。”先生还说:“西南联大只有八年,像我这样上完了学,又留下任 教的不多,所以这两枚校徽也很难得了。”简洁的三角形带着一种纯正的力量。 先生说,那后面的小铁杠,可以纽在当年人们的大布衫的前襟布扣上。如果穿西服就直接用别针。      次日,在“纪念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的大会上,有人交给我一只信封,上写的是“张曼菱学友—任继愈 2007.11.27”。 打开是一小札:“西南联大七十年世称办学的奇迹。这奇迹无非是“五四”科 学与民主精神的继续。这种精神是永远前进的方向。任继愈二〇〇七年”冬天的昆明,我在翠湖畔,举着手机,让先生在京城听见海鸥的鸣叫。夏雨飘落,我在信中寄上缅桂和茉莉的小花。先生告诉我:“花还没干,还有香味。”先生多次对我说:“我们有缘。” 问先生:“我可以算是你的弟子吗?”他欣然道:“你是入室弟子。” 2009年春,在北京医院一间僻静的病房里,我最后一次看望重病中的任继愈。先生艰难地书写下民国时代几位校长的名字,交给我,去台湾代他一一祭扫。他写了梅贻琦、胡适、傅斯年,却没有写蒋校长。“我佩服梅贻琦,我不佩服蒋梦麟。”这是任继愈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我说的。先生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一般他只用肯定语,言外之意让你自己领会。然而此时,他却用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对自己的校长提出了指责,语气刚毅。西南联大学人普遍对梅校长怀有深刻感情,不分“三校”之界限。抗日战争是一场“国难”,我懂得,先生这话直接针对两位校长在忧患中不同的担当态度。从东三省沦陷,梅贻琦已知,中国“与日本一战”不可避免。他清醒而敏捷,提前转移清华设备与物资,将预备建校的工程款放到长沙去盖楼,为后来的师生提供了战时教学的可能性。梅也从此肩负起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的存亡之责。梅校长有“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浩然大气,有八年“不弃不离”的职责坚守。蒋校长则初始反应迟钝,致使北大面对“七七”猝不及防。及到了长沙,面对简陋的校舍他颇无信心,他将“长沙临大”称为“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很快他离开了这条惊涛骇浪中的船。任继愈的话蕴含着对战时大学艰难玉成的体验,及他终其一生对“志节”的追求。同年夏天,先生辞世而去。仲秋时节,我登台湾,代先生一一祭扫诸校长墓地。    任远告诉我,她的父母晚年最常讲的一个字就是“寂寞”。 我明白,这是“同道者稀”。    任远、任重以子女身份在《南方人物》上披露了先生的当年笔录:“毛主席接见任继愈谈话经过”。看到先生的遗笔,墨淡纸轻,而骨子里的清香却悠悠透出。想起那位海外学人余英时,当面与任先生相交为友,在先生逝后却大肆攻击。对于这段中南海的往事,余曾捕风捉影说任先生:“很早就变成毛很喜欢的一个私人顾问,常常让他去讲佛教。”从这含酸的讥讽中,可见余对于“领袖接见”,其实看得更重。而在任继愈看来,这不过是“工作”。多少年来他不愿意向同仁及学生提及此事可见余英时与先生具有“物种”的不同。先生在注明里写道:“毛主席鼓励个人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写在这里,未记录在其中。”